内阁位于宫城的东南角，自东华门而入，往北是文华殿，往南一排廊庑，便是内阁所在。
明代内阁，最早设立于太宗文皇帝时期。
太祖皇帝废宰相，罢中书省，削弱了通政司，形成了一套由皇帝直辖六部的政治体制，这样固然使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但是代价就是朝廷所有的政务都压到了皇帝一个人的身上。
太祖皇帝南征北战，马上得天下，精力充沛，自然是能应付得过来。
但是到了太宗皇帝时期，就不行了。
倒不是说，太宗皇帝的精力不如太祖皇帝，而是因为，太宗皇帝因靖难而得帝位，朝野上下虽不敢言，但终究是得位不正，需以大功业向天下人证明，他老人家才是最合适坐这个皇位的。
这就导致太宗皇帝不能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处理政务上，他需要分出相当大一部分的精力，用来经略边境。
内阁和司礼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朝堂惯例，将六部及各寺监等办事机构，称之为外朝，将内宦执掌的包括司礼监在内的二十四监称为内廷。
内阁恰恰是位于外朝和内廷之间，起到调和内外，总柄机要的作用。
不过那是明后期的内阁才有的权势。
太宗皇帝也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帝王，他虽然建立了内阁，但是更多的是以备咨询之用，同时，也给了翰林院的学子们一个观政参政的机会。
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内阁最开始设立之初的用意之一，就是为了让翰林院的学子能够参与政事。
这也是有明一代，内阁和翰林院密不可分的关键所在。
太祖皇帝对官员十分严苛，但是对于读书人却十分优待，翰林院作为读书人的最高机构，自创立之初起，就是文臣清流养望之地，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文臣的后备军。
要知道，大明以科举取士，所有考上来的士子，无不是十年寒窗苦读之辈，心性毅力都足够，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真正参与过政事。
翰林院就是这些新科进士们用来观政的地方，但是翰林院毕竟是清流之地，执掌的权柄不外乎是修史，文翰，制诏这些东西，很难真正参与到朝政当中来。
于是太宗皇帝就设立了内阁，从翰林院当中简拔出优秀者，入直内阁，预闻机务，减轻皇帝压力的同时，也锻炼自己参与朝政的能力。
所以内阁的传统，就是阁臣自翰林而出，这也是明后期非翰林不得入阁的雏形。
至先皇之时，天下承平已久，先皇虽然英明果决，但是既不是太祖皇帝那样过过苦日子的，也不是太宗皇帝那样历百战而定天下，因此性子难免趋于安逸。
于是为了减轻自己处理政务的压力，进一步抬高了内阁的地位，先皇先是将负责抄录奏疏，勘定古籍的中书科并入内阁，成为内阁的下属机构，又在内阁左右设制敕房和诰敕房，将翰林院录诏的权力划归内阁，同时，凡有大政，必召内阁学士商议，使内阁在朝堂当中的地位逐渐攀升。
而真正使内阁风头一时无两的，则是“三杨”之时。
先皇死后，因今上幼弱，遗命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同时，命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濙五位大臣辅政。
作为最被先皇信重的三杨，也在太皇太后张氏的支持下，成为了当时朝局的整个核心。
不仅以内阁之名，行使了票拟之权，更是将内阁的制度基本固定下来。
在三杨之前，内阁成员的基本来源有两个，其一是翰林学士兼任，其二是有翰林经历的部院大臣，但是性质都是以备咨询。
所有的内阁大臣，包括翰林学士在内，都不会放弃本职，仍旧在自己的衙门当中掌事。
至三杨之时，三杨以辅政大臣之名，身负三师三公之衔，虽然仍旧兼任翰林学士，但是已经将重心放在了内阁当中。
以致于正统七年，翰林院乔迁新居，落成之时，主位上竟然没有设三杨的位置，当时的翰林掌院钱习礼甚至理直气壮的道：“此非三公府也。”
虽然最后在三杨的坚持下，还是恢复了他们的座次，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足可看出，在当时的朝臣心中，内阁已经不单是翰林院的一个附属差遣，而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朝廷惯例，一官不得二任，就是说一个官员，不能同时执掌两个衙门，三杨既然执掌了内阁，哪怕兼任着翰林学士，也只能是虚衔，而非实职。
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明前期，内阁权势最盛之时。
然而即便是文臣内部，依然会有派系的争斗，内阁之设，毕竟没有书面上的定制，更多的是依靠三杨辅政大臣的权威。
因此三杨一死，六部便重新拿回了朝政的主导权，与此同时，幼年天子渐渐长成，一番雄心壮志，励精图治之下，内阁的票拟权也大大削弱，恢复了以备咨询的地位，内阁的权势也重新陷入了低谷当中。
但是即便如此，内阁草拟诏旨的权力，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更重要的是，虽然这个时候，因为内阁权势不彰，而恢复了翰林学士兼任的传统，但是内阁依旧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在内阁排名首位的阁臣，依旧不得兼管其他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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