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是有资格‘小小’任性的。
尤其是大明的天子，只要闹得不太过分，多数时候，朝臣们都能够忍受，即便是闹得过分了，也未必就真的会出什么事。
这一点，朱祁钰的心里早就清楚。
但是，他更明白的事，任何的行为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未必会在当下，也未必会在朝堂之上，可却一定会反馈在大明这座庞大的国家机器当中。
所以，对于这种‘特权’，朱祁钰使用起来十分谨慎。
到现在为止，满打满算，其实也就三次。
头一次是登基之前关于“禅位”和“嗣位”的争执，那一次是兼具政治意义和私人感情，一方面是为了消除之后的隐患，一方面，也是出于朱祁钰自己的私心。
那一次要付出的代价，或者说遗留的问题，是让当时本就动荡的局面有些不稳，朝野上下也流言四起，更是导致了他和孙太后，朱祁镇走向对立面的速度加快了许多。
但是，这些问题，基本都在瓦剌之战的胜利当中得到了解决，而最后的那一点，虽然让朝堂上平添了许多风波，但是，总算还在控制当中。
至于第二次，则是面对太上皇时的礼节，不得不说，那是朱祁钰少有的，凭借私人感情做出的决定。
而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朝野上下，一直都有流言私下议论天家只是表面和睦，还有非议朱祁钰骄横无状的。
这些状况，朱祁钰心里清楚，但是，因为仅仅只是私下议论，难以禁绝，所以他也没有去管。
当然，也有御史上奏的，不过都被束之高阁了。
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始终都是一个小小的隐患，不过，朱祁钰也没有什么想要去解决的意思。
反正，他没有打算当一个完然无缺的圣贤君王，他一直想要的，只是于国有益，至于他的私德。
还是那句话，他维持自己的形象，天家的‘和睦’，是因为这样做，能够让朝局更加安稳。
只要影响不到朝局，那么一小撮人如何议论，他并不在意。
这次也是如此。
可想而知，这次刑部和都察院在御前的争端传出去之后，哪怕是有龙体抱恙的幌子，也必然会有人议论天子懒政。
甚至朱祁钰都可以想到，会有人拿之前选秀的事情出来做文章，劝谏天子修身养性，勤于政务。
对于他的名声，是必然有损的。
但是，相对于在这个时候，将刑部和都察院之间的矛盾扩大化，用这种看似荒谬的理由暂时平息下来，对朝廷的好处，远远超过了他这点形象的损失。
当然，后果就是，这种矛盾只是暂时被延缓，而并没有被解决。
后续刑部在具体的执行当中，必然会和都察院再次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事务当中，很多问题就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解决的了的了。
不过，即便如此，朱祁钰还是没有打算放弃的意思。
事实上，在场的人都清楚，天子所说的理由，不过是个由头，并非真实的原因。
如果真的是因为精力不济，那么完全可以让司礼监代为批红，这不费什么事情，也同样是成例。
只不过，心里清楚是一回事，但是说出来就是犯忌讳的事。
尤其是有王振殷鉴在前，谁也不敢说这个话而已。
所以，这次争端的实质，并不是什么简单的替天子分忧，而是刑部和都察院之间的一次新的权力划分。
从朱祁钰的角度出发，他自然有自己的考虑。
看过了大明的百年变迁，对于最终大明覆灭的原因，他多有思索，一个王朝的倒塌，必然是有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
但是，就大明而言，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过分的优待士人了。
这个士人，包括未入仕的读书人，已入仕的官员，甚至包括已致仕的乡绅。
认真细说起来，这其实和太祖皇帝有关，他老人家虽然对吏治下铁腕治理，但是对于读书人却是十分优容的。
这种优容，最开始是身份地位上的，譬如举人见官不跪，后来发展到待遇上，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可以免徭役，税赋，再到后来，刑案之上，也给予了这些士人一定程度的豁免权。
以至于刑部这个执掌天下刑名的最高法司，除了承旨廷鞠，对于官员犯罪，几乎没有审理权，而被朝廷上下视为常态。
这很不正常！
固然，官员的行为有都察院监察，但是，科道的监察是有其缺陷的。
第一，科道官员只有监察权，而没有审讯的权力，查得罪状之后，需要呈送给朝廷，由朝廷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另派大臣前往查证，随意性比较强，中间可以活动的空间也非常大。
就拿当初镇南王的那桩案子来说，如果是老于刑名的官员来负责的话，绝不会那么莽撞的就匆匆结案，以至于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
其次就是，科道因为监察的特殊性质，被允准风闻奏事。
这本是为了畅通言路，但是，在没有后续的体制配合下，这种风闻奏事，很容易成为党争的工具。
诚然，官场上的斗争，并不仅仅因为明面上的过错，其中牵扯的方方面面的利益，但还是那句话，如果一个官员犯了罪，但因为他的立场，势力，关系而能够最终得到保全，那么，结党之势将难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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