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太监势力，起于洪武，发展于永乐，盛于正统，后因王振擅权引发土木之役，再次回落，但是，即使是回落，也只是从过分的强盛中，回落到了正常范围内。
当初太祖皇帝立国，明令禁止宦官干政，不过，这条铁律也仅仅只维持了几十年。
待得太宗皇帝登基，出于某种缘故，设了内书堂，教习宦官读书，又设东厂，负责侦缉刺探，更是重用了一批有才能的宦官，最典型的是就是三宝太监郑和，带着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可谓风光无限。
镇守太监制度，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洪熙元年，仁宗皇帝命太监王安为甘肃镇守太监，始有此名。
宣德一朝，各地陆续增设镇守太监，至正统初年，成为常制，内地各省，边境各镇均设镇守太监一名，与提督大臣一同掌军务事。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王振的出现，也并不是偶然的，王振擅权的背后，是日渐庞大的宦官势力，在皇权的支持下遍布地方后，开始成为皇帝和外朝对抗，以达到专制集权目的的外在表现。
当今天子登基之后，虽然因土木之役，对于宦官干政多有防备，但是，也算不上打压宦官。
最多只能算是将宦官的权力，限制在了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虽然说对王振极其党羽处以极刑，但是，东厂和各地的镇守太监制度，仍旧维持未动。
在此基础之上，宦官势力，实际上和外朝的文官制度类似，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覆盖。
不过，不同的是，文官制度下，天子统御百官，部，院，寺，监各司其职，以内阁居中调和，以内御外，以朝廷管辖地方，层级分明，执掌清楚，朝廷各衙门，朝廷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相互牵制，盘根错节，最终总于天子，共同构成庞大的官僚体系。
但是，宦官势力就单一的多，无论是内廷的司礼监，还是地方的镇守太监，实际上都是皇权的延伸。
他们相互之间，既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也没有日常事务上的交叉，他们每个人都是直接隶属于皇帝本人，辅助皇权控制外朝和地方。
这种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保证了皇权不会被宦官所裹挟。
和唐朝制度性的宦官权力不同，大明的历代皇帝，虽然也重用宦官，但是因为这种司礼监和镇守太监，以及镇守太监之间各自的极强独立性，就保证了不会有宦官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情况出现。
跋扈嚣张如王振，他实际能够控制的也仅仅是东厂而已，即便是全盛时期他兼管司礼监，可这些势力也仅限于内廷而已。
制衡东厂有锦衣卫，司礼监更是全凭天子心意看权势大小，而各地的镇守太监，虽然畏惧王振，但是，本质上畏惧的是太上皇对王振的宠信，而不是王振本身。
所以说，与其讲是王振权倾朝野，不如说是皇权威压百官。
在大明这种制度下，任何一个宦官，在皇帝面前都只能伏低做小。
从这个角度而言，外朝的官员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干涉宦官的事务的。
成敬无论是当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好，到地方做镇守太监也罢，都是天子一句话的事。
但是，实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虽然说，司礼监掌印太监，和各地方的镇守太监之间，并没有实际的上下级关系。
可某种意义上说来说，这个职位就和外朝的三师三少一样，被默认为宦官的最高职衔。
成敬要到山西去做镇守太监，应该说，挂司礼监掌印和挂其他的职衔，在实际的执掌当中，并不会有什么不同。
但是，这是一个政治信号。
这标志着，成敬到山西去，并不是因为惹了天子不悦，而被贬出京师，相反的，他是代表着天子的意志，到山西去提督军务。
虽然这只是细微的不同，但是放到官场上来说，这种区别，往往会对实际的权力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成敬是郕王府旧臣，以他的身份，到地方去做镇守太监，权势本就要比一般的镇守太监要重。
可如今，单从杜宁和成敬简单的描述当中，便能确定两点。
第一，天子下了口谕，明旨准许成敬插手整饬军屯的事务，虽然名义上只是协助杜宁，但是还是那句话，杜宁的本职是陕西巡抚，两地奔波，难免力有不逮，所谓协助，其实也就是好听点的说法而已。
对于寻常的镇守太监来说，仅止于提督军务，干预地方政务是被绝对禁止的。
但是，整饬军屯虽然名义上只是针对军屯，可实际上，还包括役使官军开垦的私田，以及关于耕种被侵占后的军屯佃农的安置情况，还有就是关于田亩的赎买政策的实施推进。
这诸般事务，都涉及到地方民政。
看天子如今的意思，明显是不打算将这些事情分割开的。
这也就意味着，成敬会拥有超乎寻常镇守太监之外，更大的职权。
第二，成敬将以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身份，成为山西镇守太监，这意味着他圣宠不衰，是代表天子意志行事。
郕王府旧臣，宦官之首的身份，加上天子的口谕和彰显无遗的圣宠，以及最重要的，山西巡抚一职如今尚在空缺，几重因素叠加起来，最终的结果，就是成敬虽然名义上是镇守太监，但是实际上，完全有可能以宦官的身份，代行巡抚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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