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在边防策略上，由战转守，并不是一天两天的改变了。
或者说，这是每个王朝所必经的阶段。
初初立国之时，或许国力凋敝，但是，内政往往清明，开国之君无论是威望，能力还是谋略，都必定是一等一的。
所以在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之后，往往在边境战事上，都要强硬且主动。
虽然说，也有两宋这种特殊情况，但是以汉唐为代表的大一统朝代，基本皆是如此。
至数十年乃至百年后，王朝弊政初现，吏治，民生，税收，种种问题接踵而至，势必要将越来越多的精力，花费在内政当中。
与之相对的，在边防策略上，由主动进攻到构筑防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大明历洪武，永乐两朝，数度北征，国力损耗严重，至仁宣之事，不得不休养生息，专注内政，由乱转治，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暇顾及太过冗长的边防线，而不得不屡屡内迁。
所以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便是这个道理。
虽然这么说有些不敬，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太上皇此次亲征，也算是彻底让大明的边防策略完成了转变。
土木之役后，从国力上而言，数十年内，已经难以再开启大规模的战役，与此同时，朝堂群臣也认识到，大明在面对草原部族时，已经不具备绝对的优势。
加上军屯之弊，吏治腐坏，官军缺编，藩王膨胀，地方动乱以及各种天灾人祸的出现，使得朝堂之上，已经有了共识，那就是在边防之事上，还是以守为主。
于谦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之前他提议的九边重镇策略，虽然遭到了很多朝臣的反对，到最后也未能成行。
但是，群臣反对的原因，只是觉得靡耗过大，不应在此时大兴土木，并非反对于谦的整体思路。
相反的，九边重镇的设想，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还是得到了诸多大臣的认可的。
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尚且是如此，便可看出朝廷文武在边防策略上的态度了。
当然，除此之外，土木之役还给了朝堂群臣一个绝佳的借口，这也是朱祁钰虽然‘想’动兵，但是，却迟迟没有在朝堂上直接开口表态的原因。
话未挑明，一切都还有余地，但是，如果挑明了，指定有一大堆大臣把土木之役的殷鉴搬出来，再成就一批谏臣清名。
这一回更是如此，朱祁钰还没开口，就被陈循给堵了个干净。
表面上这番话是说，消息不知真假，需要查明详情之后再做定夺，但是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想要静观其变。
也先之死，对于大明来说，固然是好事，但是，也要分什么时候，如果说是在当初土木之役时，也先暴猝，那么自然是雪中送炭。
可是如今战事已平，也先已败，瓦剌元气大伤，又有鞑靼为敌，这个时候，也先的死，当然会给瓦剌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对于大明来说，也只能算是锦上添花之喜而已。
所以说，在冷静下来之后，老大人们很快意识到，相比于关心瓦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要抑制住天子可能蠢蠢欲动的心。
要知道，先前鞑靼内乱，喀喇沁部和翁里郭特部向宣府施压，已经让天子有要打一场的苗头，如今听说瓦剌同样发生了变乱，也先身死，指不定会有什么想法冒出来。
因此，在陈循说完之后，紧接着，内阁这段时间以来，一直低调的朱阁老也上前道。
“陛下，臣以为陈尚书所言有理，瓦剌内乱，对我大明来说，自是好事，虏贼相互争斗不休，自相损耗，边境方能安宁，如今彼辈相互征伐，我大明只需静观其变便是。”
“当务之急，还是要妥善解决宣府之事，现如今，喀喇沁部和翁里郭特部态度已有转变，将脱脱不花之死，归咎于阿噶多尔济和察哈尔部，如此一来，讨要说法的理由，便不复存在。”
“金尚书奏疏当中曾经提及，杨杰主动请缨，言道三日之内，可以劝两部退兵，如若杨杰真能办成此事，则宣府之危可解，边境亦可重归安宁。”
“故此，臣以为为今之计，当竭力支持宣府谈判，早日解决边境之事，方是正理。”
在边境战事上，朱阁老一向是持反对意见的，这个主张，应该说是契合了朝堂上绝大多数的看法，当然，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这番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至少，得到了在场不少大臣的赞同。
不过，这话中隐隐埋了一个小坑，以至于，朱鉴说完之后，其他大臣看他的目光，也带上了一丝古怪。
当然，看出来归看出来，却没有人有要将其指出来的想法。
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听了朱鉴的这番话，一旁基本很少在朝堂上说话的靖安伯范广却道。
“陛下，臣以为还是不可放松警惕，杨同知初到宣府，虽首战告捷，可虏贼狡诈，易有反复，本无有十成把握之事，金尚书奏疏所言，也并非立下军令状，而是竭力一试，是否能让两部退兵，还是要看两部到底是何想法。”
“以臣拙见，这两部此次陈兵宣府城外，故弄玄虚良久，所为者，恐怕便是呈递到陛下手中的这封信。”
严格意义上来说，范广算是一个标准的武将，他和早年受封，在京中浸淫多年的老牌勋贵世家不同，范广有半辈子，都在战场上度过，对于他来说，战场冲杀，要比朝堂之事擅长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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