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不能把这里每一块砖瓦撬走，带回去。”这是史从云对成都宫殿的意见，他已经命人把宫殿柱子上的金沙刮下来，屋顶的玉制鸱吻拆了，水晶宫拆了，名贵地毯，古玩珍宝，连吃饭用的象牙筷子，玉碗，银壶等等都打包带走。
不过他还是不满意，十分可惜的说，“这宫殿木料里有很多贵重的檀香木，要不是怕宫殿坍塌，某都想砍了拖走，这些白玉石雕花要是在大梁都能卖大价钱.......”
魏仁浦在旁边笑道：“运回去更花钱，还不如就地变卖。”
史从云点头，“这座皇宫拆了可惜，还费时费力，留着又占地太多，影响成都城的发展。”
魏仁浦想了一下，“可以留作蜀地行宫，往后若想来此还可以居住，也可以安置一些临时需要用的亲戚朋友。”
史从云想了一下，觉得有理，“拆了也劳民伤财，丢着看吧。”
随着史从云一项项事情推进平稳，十几天后，史从云下令撤掉所有成都城门口的的哨卡，成都的所有封锁解除，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恢复正常。
大家欢喜雀跃，奔走相告，成都街头逐渐恢复往日繁华，百姓也没那么怕周军了，对军队大为改观。
整个蜀国过度得十分迅速，很快就回到以前的状态。
史从云也开始考虑起治蜀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真空期，他把很多官员强行迁走，这些官员多数都是兼顾官员和当地豪强的身份，蜀地进入权力真空，这时候是最好动手的。
军队的威慑，权力的空白，这时候他的政策最容易推行。
中国作为农业国，农税几千年来一直是大头，也是底层百姓最大的负担，朝廷主要收入，直到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才废除，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作为农村的孩子，史从云是记忆犹新的。
他又回想起在河北打仗时，河北土地兼并，豪强军阀霸占土地宁愿荒废也不让百姓耕种的情况。
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官家，都不敢动，因为河北是前线，是抗击抵御北汉、契丹的前沿阵地，如果把人逼急了，有些人直接投降契丹，或者闹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可蜀地没有那么多顾虑，蜀地远离北方边境。
史从云最先想到的是摊丁入亩，这个雍正力主推行的政策之一，它的意思直白的说就是废除中国数千年的人头税，按照土地多少交税，而不是按人口。
数千年里无论如何变化，古代中国农税一直是人头税。
但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会发生“马太效应”，既“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随着时间推移，必然是豪强地主做大，兼并土地。
到时百姓没有田地依旧要交人头税，豪强土地数万亩依旧只用交那点人头税。
雍正的办法就是让地多的地主土豪多交税，田地越多交的越多，而地少的、没地的穷苦百姓要么少交，要么直接不用交税。
但显然这是和全国的官员、地主、大商户、豪绅、读书人（有功名的）作对，所以他可惨了。除了各种编段子扣屎盆子，连后来读书人说“康乾盛世”都要故意把中间的雍正给去了。
史从云很想在蜀地实行这种政策，因为这样在农耕社会显然能有效阻止土地兼并，保护底层农民的利益，也能刺激生育，壮大人口，使国家强盛。
时机也很重要，因为此时蜀地的主要豪强，那些大小官员被他强行迁走，同时大军压境，没人敢跳出来反对，他也不怕蜀地因此动乱，因为这里不是前线，乱能镇压！
他心里是想在蜀地试点推行。
何况蜀地在他心里就和当初秦、汉时的地位一样，是国家的后方粮仓钱带，不用打仗，这种地方可不能慢慢让豪强掌控了。
因此他花了好几天了解查看蜀国户部档案，问了小黄花许多问题之后发现现实十分复杂。
首先土地所有权是变动的，时不时会产生变化，还有新的土地会开垦出来，也不如人头好登记。
二是其中操作空间很大，比如一群土地多的约好要避税，完全可以通过频繁的土地交易来避开征税。
三是蜀地情况复杂，山里还有很多官府没法完全控制的山寨村落。
但最重要的还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限制会导致地方的大地主完全能忽悠住中央，只要敢想，总会有办法。
所以这也是史从云非常反对过度或者极端道德化看问题，做事必须正视人性而不是空谈误国。
天下没什么圣人，不能指望或强求手下的人是圣人，也不要把谁臆想成十全十美的圣人，他们都不犯错，不自私，那根本不可能，除非不是人。
基于这种思维，还没开始做，史从云就想到这些可能。
不过困难也难阻止他的决心，慢慢他也想到个办法。
土地自然可以变更，可以开拓，蜀地全境耕地信息也难以全部掌握，但他可以在成都及其附**原最肥沃的区域实行此政策！也可以在各州、县城周边最肥沃的土地上试点推行。
至于外围山区里细碎耕地就不去管，照例按人头税收。
至于山里的各种山寨，他们本来就没怎么交税，一直是给多少看心情的状态。
这些肥沃土地是粮食收入的大头，税收大头，还距离城池近，便于清查控制，骗不了人，能快速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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