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十七到十八世纪，由于河南境内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当地农民基本上处于仰赖天收的状态。而水旱多发的现实情况，注定了靠天吃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偶尔有几年调雨顺，已经是难得的丰收之年。
对这些河南来的流民而言，靠天吃饭恰恰是他们习以为常的农业生产方式，必须通过强制手段给他们纠正过来。
陈青松通过和流民代表的交谈，了解到这些人之前在农业生产上采取的是粗放经营。主要问题是耕种做业不重农时，不重视施肥；播种之后，不懂经营土地，坐等天收。
一个字，懒！
“说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问他们每年秋收后是怎么耕地的，结果竟没一个人知道秋收后要耕地。这帮人告诉我说，他们秋后从来不耕地，都是到了春天才开始。”
“啊？”两年下来，即便是赵新这个不懂农业的人，现在也知道秋收后要抓紧土地翻耕，俗语所谓“秋翻深一寸，顶上一茬粪。”
陈青松无奈的摇头叹道：“这个情况十分普遍。种地不按天时，又不按物性，连积粪肥都懒得干，能种好地才叫新鲜！老话都说‘耕不厌锄’。我问了许多人，他们之前普遍栽种的是谷子和高粱，小麦很少。
种这些作物，按说开春最少要锄三遍地，有草没草都要锄。结果我一问你猜怎么着，他们最多锄一两遍完事，有几个从舞阳来的人说他们从来不锄地。我一听都惊呆了！”
赵新惊讶道：“我去！这特么也太懒了！”
陈青松道：“还有更懒的，简直让你哭笑不得。”
一个来自临漳的组长对陈青松说，他们那的农户开春犁完地、播完种，就坐等夏收，浇水施肥什么都不干。要是遇到天旱就等下雨，连水都不带挑的。陈青松当时听了，整个人都懵了。这是中原地区啊，还有这么种地的？
那个临漳人当时解释说，河南这些年动不动就发水灾，水灾过了就是旱和过蚂蚱，任谁来伺弄这地也不行。一来二去，那些好的庄稼把式都迁走了；而当地留下的农户，好多庄稼活他们也不会干，渐渐就变成了单靠老天爷赏饭吃的状态。
“我问他们官府有没有兴修水利，方便田地灌溉。他们的说法是，满清朝廷，哦，也就是河道总督衙门，每年把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黄河的修护上，至于其他十几条支流，根本没人管。所以只要雨水一大，有的河流就会决口。”
对中国历代官府而言，黄河的修护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满清也是一样。康熙和乾隆甚至还多次视察。但清廷和河南地方官府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关注在黄河上，对于河南境内其他十几条河流的水利修整就完全忽视了。因此即便省内河流众多，但能及时提供灌溉的却很少。
赵新道：“这就属于恶性循环了。一遇灾荒，河南农民就开始向周边省份迁移，要么是租种地或者垦荒，要么就是另谋他业。农业技术人才流失殆尽，生产就愈来愈落后。”
陈青松道：“除此之外，即便是没有灾荒的年份，他们的开荒方式也是问题不少。你知道他们怎么开荒的？这些人入山开荒，把大树砍倒，树干扔在一边儿，枝杈反倒砍下来做晒干做柴火，树叶晒干了烧成草木灰当肥料。这样只知种植不知保墒，没几年一座山就给彻底毁了。”
赵新听了也是愕然。照这个路数，三江平原没几年就得土质沙化。
历史上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的河南，由于没有战乱，人口得到了较快增长，可人均耕地面积却在不断下降。加之粮食亩产量较低，很难满足人们基本的粮食需求，以致于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迫于生存压力，许多从土地中被挤压出来的农民，纷纷走向山区，并深入到地势严峻的深山老林中从事毁林造田的开垦之路。
陈青松道：“我的意见是，买卖契约形成的主奴关系还不能解除。我们作为最大的地主，必须强制命令他们怎么干活，决不能随着他们的性子来！”
赵新道：“我同意，等他们干两年尝到甜头了，自然就会遵守我们的制度。等一切上了正轨，我们再废除人身依附制度。这个时间嘛，至少要四五年，养成习惯才行。”
话说北海镇目前所实行的农业生产模式，其实是一种参考了后世的“集体农庄制度”，同时结合了封建人身依附制度的四不像。
那些被分配了土地的家庭拥有永久使用权，可生产资料如种子、大型农机、马匹、牲畜等，都由赵新这个大地主提供，由陈青松组织使用。种什么、怎么种都是民政部门说了算，农户没有决定权。
除此之外，陈青松还得制订每年的农业生产规划。比如规划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播种面积与结构等等。同时在大型农机设备的辅助下，现在北海镇只有一部分人被组织起来种地，其余的人不是在做民工就是当兵。
各家的田地产出在作了各项必要扣除（比如大型农机、水利设施）后，剩余收获直接归农户。农户可以保留小型工具和一定数量的家畜家禽，经营规定的宅旁田地和家庭副业作为辅助收入。例如房前屋后种个菜，以及烟草、火柴的家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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