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清的官吏每年都要把这些禁令向公所各家宣布一次，并训导行商们回去好好地开导那帮不知礼义廉耻的各国鬼畜。
各家洋商被带清搞的憋闷不堪，于是在前几年便向公所提出抗议，要求扩大活动范围。广州官府也不敢擅自做主，便上奏乾隆。
于是从乾隆四十九年开始，清廷准许外商在每月的初三、十八两日，可由行商陪同，过江到南岸的海幢寺和陈家花园郊游。
精神紧张了这么久，能出去玩玩总是很有意思的事，就算是已经去过大家也不在乎。眼下白熊行算上刘铮有三十三个人，众人在江边坐上西瓜艇，在蔡家公子的陪同下去了斜对岸。
清代的海幢寺远比后世规模要大，虽然寺院殿堂部分的规模比不了广州城内的光孝寺，但园林占地则是光孝寺的四五倍之多，非常适合游玩。
这座寺院里最奇葩的是居然养了一群猪，大概有十几头，极为肥大，路都走不动了。刘铮估计每头至少三百斤重。他第一次去时听僧人介绍过，这些猪是一些信徒从屠户手里解救下来，送到这里来放生的。
不过由于寺内的僧人们一个个也都“膘肥体壮”，刘铮对于这十几头猪的存在很是怀疑。所以这厮回去后，“去看他们”和“去看猪”便成了他口中很不恭敬的同义语，而且这种玩笑居然在十三行内很快流传开来。
比如刘铮会跟隔壁的奥地利大班说：“走，我们去河南看猪。”
胖乎乎的奥地利大班就会笑眯眯的点头道：“好哒！去看看和尚。”
因为蔡家和海幢寺的主持很熟，估计是经常施舍香火钱，午饭的时候，刘铮一行人便吃了顿极为丰盛的素斋；饭后还有各色水果和茶点。素斋这种食物，只要舍得放香油，味道还是很不错的，众人吃的十分开心。
等到饭后喝茶的时候，刘铮注意到蔡昭平情绪不高，似乎有心事。想了想，他便借故离席，来到了室外的花园。
果不其然，他刚出来没一会儿，蔡昭平也带着贴身家仆出来了。
“刘先生，今日的饭菜还合口味？”
刘铮拱手道：“让蔡先生费心了。偶尔吃顿素菜还是挺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
两人随意闲聊了几句，刘铮发现蔡昭平总是掏出怀表看时间，便问道：“蔡先生有急事？”
蔡昭平连忙道：“哦，没什么大事。实在抱歉，打搅了刘先生的雅兴。”
刘铮笑着摆手道：“蔡先生，咱们都不是外人，我在广州这些日子，承蒙万和行的关照，一应饮食和出行都安排的极为妥帖。我说句话您别见怪，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还请开口，能帮上我一定尽力。”
作为万和行蔡家的继承人，蔡昭平知道刘铮和一般的洋商不同，这就是一群反贼。虽然朝廷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可人家船坚炮利，只能打落牙齿肚里吞。广州官场也对刘铮这些人假装视而不见，只要别出十三行的范围，爱怎么着怎么着。
蔡昭平知道，那些每天在白熊行外面做小生意的商贩，很多都是广东巡抚衙门安插的密探。
可眼下作为总商的蔡家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如果过不去这个槛儿，别说总商当不成，搞不好蔡家还会被抄家发配边疆。
别看十三行这些商人平时一个个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享有和洋商贸易的特权，只要出事，他们就会被官府毫不犹豫的抛弃。对满清朝廷来说，行商们只是赚钱的工具。
话说行商见官都要行跪拜礼，即使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视线也从不会超过对方官服的第九颗扣子。一旦错了，行商就会遭到乱棒责打，毫无地位可言。
自从乾隆下旨同意购买西式风帆战列舰后，因为户部没钱，所以筹款的重任就落回到孙士毅的头上。谁让你上折子申请的呢？自己想办法吧！
于是孙士毅的目光就盯上了行商们的钱袋子，他下令八家行商在年底前要捐献白银五百万两。这下可把行商们愁坏了！
要知道此时茶叶贸易季刚结束，各国商船购买的货物一般是要到明年回来时才会结账；每年都是如此，年年滚动。洋行要是资金不足的话，行商们自己还要代为垫付。
因为海上贸易的风险性，内务府的帑金借贷根本不对行商们开放；所以行商们在现金流吃紧的时候，只好求助于其他贷款来源。
比如同行内部拆借，有钱的行商靠放债变得越来越富，而贫穷的行商因借债变得越来越穷。
一些新成立的、或是经营不善的行商由于信用欠缺，即便是内部拆借也很难借到，于是只剩下一条路，向洋商贷款。
因为东西方贸易的经常性赤字，贷款便成了洋商们赚钱的另一个渠道，包括东印度公司在内的所有英商都争相给广州行商贷款，利息高达20%~40%；后世广东话里的“大耳窿”就是由此产生的。
话说生意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好赌，面对洋商们提供的现金诱惑，很多经营困难的行商以孤注一掷的心态踏上了高利贷这条不归路。
一旦行商最后被利息压的无法偿还，洋商便会向广州官府讨债。而带清的做法就是抄家，用家产变卖所得还钱，还不上的则由总商牵头还款。别以为抄家就完了，私自向洋人借款那是有失国体的大事，会让洋人笑话的，所以全家还得流放边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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