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的粮研所之行，收获满满，也累的一塌糊涂。
沈明来直接编写了一段三字经，“六月天，大中午，在稻田，来插秧，真要命，幸好有，半月粉。”
因为时间的关系，苏亦并没有麻烦钱咏文带他过去华农拜访梁家勉教授。
虽然粮研所就在华农附近，但苏亦还是婉拒了钱咏文的提议。
他想认识梁家勉教授，但却不愿意通过钱咏文的关系，毕竟，他现在是跟杨式挺学习，于情于理都应该通过杨老师的关系而非一面之缘的钱咏文。
当然，钱咏文的好意却不能忘，所以，当天下午，苏亦又拉着沈明继续在稻田里面插秧了。
代价就是包圆沈明半个月的肠粉。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沈明的“三字经”。
去了一趟粮研所，又拜访了省博一些老师之后，苏亦的石峡稻遗迹相关论文终于可以动笔了。
粗稿完成之后，苏亦又去找杨式挺等对方点评。
“你之前给我的论文大纲，主要提到两点，第一是石峡栽培稻遗迹的发现和鉴定。而第二点则是从石质农具和栽培稻推测当时的农业发展阶段。第一部分，你的数据很详细，但第二部分，就显得有些单薄，石峡出土的农具方面你还要下一番功夫。”
“咱们做考古的，研究稻作起源，并不是简单的研究而是古为今用，要通过栽培稻遗迹去推测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阶段，要知道，你是学考古学的，而非稻作学，咱们可以从考古的角度去追溯稻作起源，却不可能忽略考古的发现，不能本末倒置，这一点，你需要去观看一下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
“除此之外，就是石峡稻遗迹的发现意义。这一点，你总结的挺好，我就不赘述了，主要还是第二部分，你需要补足一些资料，这一点，你去找老吴，他可以帮你，我这段时间需要处理佛山河宕遗址的发掘工作，所以，可能没时间兼顾你这边，希望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同样，你论文完成之后，可能要跟我一起去河宕遗址的工地了。”
有了这样一通点评，苏亦只好继续修改论文了。
然后继续翻看郭老的中国史稿，76年的时候，这书出了第一版。
《中国史稿》是郭老主编，而非郭老亲自撰写。
撰写者主要是社科院历史所的专家。
六十年代的时候，这本书在编着过程中，存在了不少的争议。
就曾经出现过郭老抄袭北大邹恒讲义的争议。
这件事涉及到不少人。
其中就包括实际负责主编尹哒。
主要是编写组的人，招呼不打一声就直接把邹先生二十多万的讲义拿过来用，然后什么引用说明都没有，甚至也不跟北大这边打招呼，也没有联系邹先生本人。
邹先生得知此事后就找时任北大副校长兼任历史系主任翦老。
当时，翦老去找时任北大校长陆平。
最后事情就传到郭老的耳中，郭老追责，当时，中科院历史所的人就过来北大道歉了。
只是，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
没法子，因为十年来了。
除此之外，《中国史稿》这书还有一个大的争议，就是在中国古史分期上，直接采用了郭老的观点。
也就是中学历史课本里面说的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
把夏朝的建立，当作是是奴隶制社会开始的标志，从战国初年（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是封建社会时期。
郭老的古史分期一直在学界就存在着争议。
不少学者，直接就提出来中国没有奴隶制时代。
不过，争议是争议。
主流学术观念依旧是这个。
同样，杨式挺让苏亦引用这本书的观点也是原始社会部分，这部分，是不存在争议的，就算有争议也很小。
苏亦放心用。
不过，杨式挺的告诫，也让苏亦关于栽培稻方面的资料收集告一段落。
他终究是学考古的，而非水稻学。
不过，石峡稻遗迹的发现意义是重大的。
填补了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栽培稻发现史上的空白。
所以丁颖教授在《中国水稻栽培学》，指出，“就江汉平原以至皖、苏、浙各地稻谷出土遗迹的分布情况看，当时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也似比之黄河流域更为普遍，其栽培时期也可能比黄河流域为早。但在珠江流域迄今还未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迹，这是今后应该注意发掘调查的。”
好巧，石峡稻遗迹的发现，就填补这个空白。
由此可见，地处珠江流域的石峡新石器时代栽培稻的发现，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论文想要深入一些，除了论证稻作起源，还要以小见大，通过稻遗迹去推测新石器时代的岭南农业的发展阶段。
而这个方面缺少不了农具出土物。
石峡遗址下层及壹、贰、叁期墓葬出土的三百多件石钁、铲、锛、凿等生产工具中，属于农具，主要是石钁、石铲，以及一部分器型较大的石锛。
“石峡遗址出土的石钁和石铲都比较罕见，其中石钁共计出土18件。但，这种农具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与稻谷共存的，都是从108、80、104、43号墓发掘出来的。除此之外，探访11和探方86中也发现了三件。”
吴振华说，“这种石钁一般比较厚重，可以用来掘土和垦植，若与石铲配合，或可用以开挖沟渠，有了这种农具，就给种植水稻提供了必然的条件。”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