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第四章，墓葬部分，他重点参与之外，第二部分地层堆积，几乎就是他第一次去河宕遗址发掘现场对文化层的分析文字版整理出来的。
来河宕遗址的第一天，曹子均考察他对河宕遗址文化层的了解，他分析完后，正好被商志谭教授撞见，当时，商教授就直接提议杨式挺把这部分整理一下编入发掘报告。
然而，杨式挺执行地比他的提议还要彻底，直接把这部发掘报告的框架交给苏亦来把握了。
所以，等苏亦离开祖庙工作站的时候，发掘报告虽然没有全部整理完毕，也已经进入收尾部分。
而他的名字也被列入发掘报告的编着作者当中。
名字仅仅排在杨式挺的后面。
当然，整理发掘报告是一件工作量相当大的工程。
参与河宕遗址所有人都有份。
要不是杨式挺的存在，苏亦怎么可能有机会参与报告的编着。
苏亦这种空降的伞兵，说难听点，也算是摘取别人的发掘成果。
然而，有了杨式挺的存在，这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要知道，体现遗址发掘水平的高低，比的是从遗址中能提取的信息量，田野发掘是第一关，整理是第二关，写报告公布于众是第三关。
而且，还是最为重要的一关。
没有发掘报告，就是考古人的自嗨。
啥都不是。
对于苏亦能够参加发掘报告的编着，宿白先生给予苏亦很高的肯定。
能够获得素来严厉的宿白先生肯定，对于他的弟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一开始苏亦并没有想起来要跟导师求助，还是杨式挺在跟苏秉琦先生通信的时候，特意点了他一下。
杨式挺这些年因为石峡遗址的关系，连续多年跟苏秉琦先生通信，他跟老师苏秉琦先生关于学术上的探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苏亦却不一样，他习惯了一个人单打独斗，就算是前世读研的时候，导师很少干涉他的研究方向，给了他极大的自由空间，随之而来给他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万事要靠自己。
所以杨式挺的提点后，苏亦才后知后觉。
已经读了研究生，导师就是自己学术的引路人，撇开导师自己去闷头搞研究，有不尊师重道之嫌。
杨式挺的提点还是有用的，在人情世故方面，苏亦有时候多少有些拎不清。
果然，他把自己在省博的实习近况跟宿先生通报之后，宿先生给他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呵斥他分不清轻重缓急，研究方向东一个榔头西一个棒槌，没有规划性。
告诫他，这是学术上的大忌。
然后，要稳住性子，不要锋芒毕露。
还告诫他，时刻要注意自己北大学子的身份，不能弱了北大的名头也不能仗着北大学子的身份仗势欺人。
这些都是师长对弟子的日常告诫。
主要还是让戒骄戒躁。
全篇回信把他数落一通之后，再结尾处才来一句，“得知你参与河宕遗址的报告编写，吾心甚慰，特意给你挑选了数本报告，供你参阅。”
嗯，这些报告其中就是包括《城子涯》还有《辉县发掘报告》，之所以没邮寄《白沙宋墓》以及苏秉琦先生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等，那是因为之前苏亦在北大复试的时候，已经获赠。
宿白先生是一个严厉的人，对后辈的要求以严苛着称。
严苛到什么程度呢？
严苛到他觉得你不行，就算有机会给你上位，他都宁愿不要这个名额也要压着你。
所以能够获得宿白先生一个“吾心甚慰”的回复。
苏亦已经心满意足了。
离开祖庙工作站的时候，苏亦除了发掘报告还没完成，但报告已经进入收尾部分，还剩下一起附表以及附录的制作，还有一些鉴定数据需要去核定。
但这些都不是啥大问题。
有杨式挺存在，就可以搞定。
当然，苏亦对河宕遗址的贡献，不仅仅是发掘报告，还有对河宕遗址博物馆——广东陶都博物馆建立的推动。
他讲完定陵发掘经历的第三天，陶都博物馆的论证报告也完成了。
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具体咋写他不知道，但，论文他是会写的。
第一部分当然，就是绪论。
写过论文的人都知道，这部分肯定就包括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第一章则是概念界定与现状问题。其中就包含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概念界定，宽泛的遗址、考古学中的遗址、考古的意义以及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定义。
除此之外，还要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现状与问题。
第二章则是研究综述与相关理论。
比如，考古遗址博物馆国内研究综述，直接从清政府的第一个官办博物馆——京师同文馆博物馆，然后到正在建立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有国内综述肯定少不了国外综述。
国外的博物馆资料不容易找，但苏亦的记忆中，多少有些，比如，众所周知的古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它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
不过它跟一般概念上的博物馆不一样，更像是一所由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学院组成的联合体，而非收藏文物和精品的地方。
然而，它屡次被提起，全因为它第一次使用了“museum”一词，成为追溯博物馆起源，绕不开的对象。
先从博物馆的概念来论述。
第三章就是关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考古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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