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的《宅兹中国》，副标题就是：“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这个副标题已经说明这本书是论述“中国”的合理性。
好端端的。
作为一个文史着名学者，为什么要论述中国的历史。
主要是晚近以来学术界就有一种观念，以亚洲或者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历史。
为什么要论述亚洲的整体性？
其目的就是为淡化中国的同一性，简单来说，就是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历史特殊性。
不仅仅从亚洲或者东亚论说，还从地方性来论说，比如曰本着名的“满蒙回藏鲜之学”。
那么啥叫满蒙回藏鲜之学？
简单的来说，这就19、20世纪之交，曰本的东洋史学逐渐成型，所谓“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之学迅速崛起。
那么好端端的，曰本史学为什么要来研究满蒙回藏鲜之学？
日本的兴趣从传统汉族中国偏向所谓“满蒙回藏鲜”的历史地理研究，与日本政界重建国际地位和扩张领土的野心有关。
中野正刚(耕堂)曾经明确地以《大国、大国民、大人物———满蒙放弃论を排す》为题，以传统中国的历史兴衰来论证日本争霸与扩张的必要性，他说中国变弱始于秦始皇筑长城自保，他认为“我国乘新兴机运，渐有台湾，并朝鲜，向满洲与蒙古发展的曙光出现，若于朝鲜国境筑长城，守四方，弱士气，这岂非亡国之兆”
“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不再把过去的清国即中华帝国看成是一个庞大的整体，而是借用欧洲流行的‘民族国家’新观念，把过去所谓的‘中国’解释成不同的王朝，这些王朝只是一个传统的帝国，而实际的中国只应该是以汉族为主体，居住在长城以南、藏疆以东的一个国家。而中国周边的各个民族应当是文化、政治、民族都不同的共同体，所谓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都只是中国之外的周边。”
好家伙。
一下子，就把中国周边的众多领土从历史上论述成中国的周边了，而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甚至，不认同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
“为什么会如此呢？”
苏亦自问自答。
“在日清战争爆发的刺激后曰本国民对亚洲大陆越来越关心，觉得日本作为亚洲民族的自觉日益高涨，面对西洋文化，出现主张独特的东洋文化，这使得他们对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都产生了有如国土的感觉。”
这种情况下，也刺激了曰本学术界继续重构中国。
听到这些，台下的学生愤慨不已。
觉得小曰本太嚣张了。
甚至，还有人提问，“难道咱们中国学者就这样任由小曰本这种解读咱们中国的历史？”
“只要研究历史，就会到涉及国家、民族与四裔，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章太炎、王国维，都曾注意到国家、领土与历史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当大清的天朝大国的想象，在西洋和东洋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击之下破灭之后，人们会开始注意到一个拥有清晰边境和自主主权的国家的意义。”
“然而，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中国学者并没有在学术上进行反驳？像曰本那样形成从政治到学术去重构中国的合法性状况呢？”
“原因很简单，当时，大清的太乱，从当朝宰辅到士大夫学者都有各种分歧，甚至，李鸿章希望专注海防，塞防回撤并无可惜，而左宗棠则极力发对，觉得祖宗基业不可轻言放弃。”
“自当如此！”
显然，台下的学生是认同左宗棠的做法，甚至还有人叫嚣着李鸿章就是卖国贼。
嗯，学历史的学生就是这么可爱。
苏亦也不矫正他们。
继续发言。
“而晚清学界由于国家与民族认识分歧，也分成两派了。一派觉得以大清帝国疆域为现代中国，另一派则觉得要以长城以南汉族中国为现代中国。”
“有人延续着大清的帝国空间的政治观念，满蒙回藏都要属于一个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他们试图把原来庞大的帝国人口与空间纳入一个现代国家之中。而有人则受到满清王朝压力下滋生的反满情绪和欧洲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只承认汉族所居的十九行省为中国，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宣称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甚至觉得对于中国来说，满洲甚至还不如曰本近。”
这种，日亲满梳的现象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中山先生，甚至觉得为了革命成功，可以把满、蒙之地统统送给日本，中国建国在长城之内（参看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并没有实现，也表明了晚清时期，国内对“中国”认识的差异。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呢？中国那么多着名的学者，就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吗？就任由曰本学者在全球范围内弘扬他们蒙满回藏鲜之学？”
“有的！”
苏亦摇头，“并非如此。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是有彼此较量和竞争。不仅早期欧洲东方学与日本东洋学有彼此较长论短的心态，中国学者，无论是没有出洋的陈垣，还是深受西洋学术训练的陈寅恪、傅斯年、胡适，都有非常深的把汉学中心从法国巴黎和曰本京都移回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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