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老现在身体大不如前，估计很难有精力去带研究，认识一下，还是没问题的，提携一下苏亦这样的后辈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跟裴老学习跟贾兰坡院士也是可以的。
都是古人类学和史前考古的大拿。
苏亦露出憨笑，“妘萍师姐，也很厉害的。”
这点毋容置疑。
对于自己的弟子 未来的老婆，吕遵锷是极其满意的。
既然苏亦这个臭小子不跟自己学旧石器时代考古，他又提出动物考古这个分支，那么这个光荣的任务就必须落在黄妘萍的身上。
苏亦要知道阴差阳错之间，自己促使黄妘萍研究动物考古，肯定会哭笑不得。
谁又能想到未来北大考古系大名鼎鼎的黄奶奶，一个在考古课堂上一言不合就用石器手刃小白兔的可怕存在，竟然会因自己的无心之语而走上这条不归路。
苏亦不知道，要是自己，他肯定自傲不已。
回归课堂。
元谋人大家都很熟悉。
这都得感谢高中历史课编委会，把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选为了讲解的对象。
其实，早在1965年五一节就发现了元谋人的牙齿化石，然而，直到1976年根据古地磁学方法测定，生活年代距今约170万年，差距最多不超过前后十万年(也有学者认为其年代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差距在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
耽搁了十年的时间，原因何在，自然不用多说。
“大家对元谋人应该很熟悉吧？但大家知道国内第一个发现元谋人化石的哪位先生吗？”
不用猜，台下的学生一个都不知道。
要是有人知道这个偏门的知识点才见鬼呢。
“是中国地质力学研究所钱方先生，1965年5月1日，他在元谋县大那乌村进行地质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两枚人类门齿化石，经古地磁学鉴定为距今170万年，命名为直立人元谋新亚种，是亚洲最早的直立人，简称元谋人。”
元谋人并不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的。
这个研究所的名称太长，一般都简称古脊椎所。
有时候，搞地质学的跟搞古人类学的，有时候干的活都差不多，这种跨学科考古的专家并不少见。
比如夏鼐先生的儿子夏正楷也是从地质学转到环境考古研究。这位先生走了一条跟他老爷子完全背道而驰的考古之路。
在当代中国考古大环境中，在老一辈人把这些主流考古方向都有着极为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从其他交叉学科去研究考古学，未尝不是一条康庄大道。
就好像苏亦选择佛教考古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研究旧石器考古，肯定搞不过裴老，也干不过吕遵锷，搞新石器考古也弄不过严文明先生，搞先秦考古，比如夏商周考古前有邹衡先生，后有李伯谦先生。
至于秦汉考古，也不是没人。
前有苏秉琦先生，后有俞伟朝先生。还有吉大的张忠培先生，这两位都是苏秉琦先生的高足。
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
这就是宿白先生的基本盘。
至于佛教考古。
国内还在起步阶段。
苏亦只需要超越宿白先生就够。
其实，佛教考古跟之前的诸多方向也差不多，想要超越宿白先生何其难。
这些不提也罢。
剩下的就是郧县人。
跟建始人一样，郧县人也是湖北老乡。
一个是恩施，一个是十堰。
苏亦搂草打兔子，顺便都给讲解了。
郧县人发现的比较晚，1975年发现于郧县的。比建始人还要晚。
不过一开始发掘也不是完整的头盖骨，就是一些人牙。
“这些人牙化石，有上内侧门齿、下外侧门齿、上第二前臼齿和上第一臼齿，都是左侧的。总的形态与北京人的牙齿相似，只是尺寸要大些。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嵌齿象、桑氏缟鬣狗和小猪等。其地质时代有可能早到早更新世。郧县人的时代比北京人稍早，或许属于早期直立人范围。”
其实这玩意，要去过湖北博物馆，就可以看到郧县人化石，而且还不是复制品。
最后才是大家熟悉的北京人。
说到北京猿人，肯定离不开裴老跟贾兰坡院士，苏亦简单带过，“如果诸位感兴趣的话，以后有机会去周口店北京猿人展览馆，就可以现场观看了，这个机会肯定会有的。”
1971年，中科院拨专款对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进行了扩建，并更名为北京猿人展览。
直到94年猿人展览馆才改称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到了又改称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反反复复，来来回回。
不变的依旧是馆内的化石馆藏。
遗憾的是裴老发现的头盖骨遗失了。
“据我所知，周口店遗址，是咱们北大考古专业的实习单位之一，每年都会带学生过去做田野实习，或者去参观。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在未来肯定有机会去现场观看的，到时候，吕遵锷老师还可以跟大家做现场解说，吕老师的水平可比展览馆的解说员专业多了。”
难得有机会，调侃一下吕遵锷教授，苏亦还是很乐意的。
吕遵锷教授指着苏亦笑骂，“臭小子，就知道拿我开涮。”
等苏亦这些东西讲述完毕，吕遵锷说，“你赶紧拿化石到下面给同学看一看，不然快要下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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