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课以后，邹先生旧事重提，跟苏亦谈助教的问题。
苏亦再次用同样的理由糊弄过去。
他研究兴趣不再商周考古，也不想探源夏文化。
研究夏商周考古最大的问题，就必须深厚的古文字功底，这个方面，苏亦就是半吊子。
想要像高铭先生那样成为专业的古文字专家，不可能。像邹先生这样密集的出成果，也不容易。
除非他要做一个学术窃贼，把邹先生那些还没有发表出来的成果纷纷拿出来自己用，让迅速着书立传，年纪轻轻就把自己武装成为一个学阀，不然，很难有所成就。
他不想在夏商周考古上跟邹先生刺刀见红。
主要是这位先生太喜欢论战了。
像后面的李伯谦跟邹先生在夏文化方面存在学术之争，没有必要。
当然，考古观点就是一个不断被推翻与修补的过程。
他如果真要在学术上有成就，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观点与学术主张，不可能成为一个万金油。
夏商周考古完全就是一片红海，无数学者进入其中，然后杀红了眼。早年间，史语所在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成就就是在安阳殷墟。
大部分的考古成果都刊登在《安阳发掘报告》以及史语所搬到台湾以后整理发布的成果，比如后来李济整理出版的《安阳》，有人说为什么李济会选择去对岸，那是因为安阳殷墟挖的一大堆东西都被运到对岸去，李济不跟过去，谁来整理这些材料？
而，后面李济为什么不回大陆，还是跟早年间发掘的这些材料有关，他留在那里才有用，回来又能干什么呢。
比如梁思永先生。
他的发掘成果都留在了史语所。
留在考古所，唯一的参与的田野发掘也就是辉县墓葬遗址。
商周考古课结束以后，苏亦没有继续上考古专业的课，而是去历史专业那边溜达一圈，蹭了一节世界通史还有一节宋代经济史，就完成一天的课程。
世界通史是补充他在世界史上的短板，至于宋代经济史，那是因为漆侠先生是外聘老师，估计这个学期课程结束，这位先生应该就返回河大，应该没有机会听对方的课程，这种机会听一次少一次。
不止漆侠先生，宁可先生，蔡美彪，刘乃和等先生的课程都是上一节少一节，如果不是非常忙碌，苏亦一般都不会缺席。
完成一天的课程以后，苏亦也没有闲着，开始一天的图书馆时光。
这个时间段主要是查资料，而且这周苏亦暂时放下历史专业方面的专着，回归考古专业。
他这一次翻书，主要还是放在《安阳发掘报告》学刊上，整个学刊一共也就是只有四期，但每一期收录的文章都极为重要。
通过这些文章，可以很系统的知道史语所从1928～1937年，领导的殷墟15次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具体状况。
当时，发现大量与殷商研究有关的甲骨、器物等新史料，故在20世纪中国古史重建运动中占有重要位置。
国内对商周考古的研究，也是从殷墟开始的。
而史语所第一个主持发掘殷墟的史语所成员就是大名鼎鼎的董作宾。
为什么是董作宾？
那是因为他是河南人而且还懂甲骨文。
1928年傅斯年受命组建史语所的时候，就直接把董作宾从老家挖到史语所。
当时，董作宾因母病，自广州中山大学返回河南南阳，在省立南阳中学兼课，随后便收到傅斯年的邀请，成为史语所通信员，负责殷墟的调查工作。
因为河南人，知道当年关于河南人贩卖“龙骨”的猫腻，再加上，他是本地地头蛇，认识不少河南各个方面的头头脑脑，由他打通各方关系最合适不过。
不要以为发掘一个新遗址，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山头主义严重，地方利益跟中央利益是严重不一致的。
董作宾殷墟调查的第一站就是开封，民国时期，开封是河南省会，直到54年以后才搬迁到郑州。
当时，董作宾住在开封北仓女子中学。为什么是这个中学，因为此校是早年引荐董氏入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张嘉谋所创立。张嘉谋在河南是政学两界的重要人物，对河南的情况最为清楚，董作宾很快就从张的口中得知到河南的状况。
1928年的河南，当时恰值河南刚结束长期战乱，冯玉祥名义上服从中央时期，地方学界已无力挪借考察费用。
也就是说，发掘殷墟的所有经费必须由史语所承担。
傅斯年也只能拨款。
然后董作宾就开始组团，其中第一个被选中的人就是邹先生的导师郭宝均先生。
很多人不知道郭宝钧先生是什么时候入考古这个坑的。
翻看这段资料，就清楚了。
当年苏亦最先知道郭宝钧先生的名字，也是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上。
董作宾跟郭宝钧俩人是老相识了，其实，郭氏自1906年起便与董作宾为同学，他从北京高等师范(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卒业后，即回南阳师范服务，教数学，董作宾先生尚是他的高年级的学生。
彼时，郭除了为董在安阳的考察提供住宿等便利外，为董氏引荐了建设厅长张钫等要员。而董于郭宝钧，亦多有提携。其在殷墟发掘工作展开之后，致专函于傅斯年，力荐郭宝钧为史语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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