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题了。
回到俞先生当年在考古所的工作经历。
1955年底，俞先生到洛阳跟夏先生搞黄河水库调査。
1956年初，他到三门峡搞栈道调査，坐羊皮筏子过了黄河，找到了很多唐代、北魏甚至汉代的题刻。那天共发现了一百多处。当天晚上到洛阳，第二天他就给夏先生写信，写了十六页纸。
夏先生立即决定正式勘察，调了五六个人，干了ー个多月。之后在陕县刘家渠挖了半年多的汉代和隋唐及宋金墓葬，并找到了陕县上村岭的号国墓地。
俞先生在三门峡的发掘经历，也是他正式切入楚文化研究的契机。
不然，也不会有讲义上所提及的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
前面提及俞先生是苏公的弟子，他肯定继承苏公的优良传统，在类型学上有极深的造诣，漆器也是一种器物，至于为什么关注工艺表达，就跟他大学时代的心愿有关了，这毕竟是一个兴趣爱好在美术史上的先生。
尤其在后来，随着俞先生在楚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以后，还提出了另外一个研究考古学方法论——文化因素分析法。
如果对李伯谦先生有研究的话，都知道李先生最早运用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研究晋文化。
到88年还写了一片着名的文章《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系统论述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的由来。
其实，俞先生也是国内最早系统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研究区域考古的学者之一。甚至可以说这个名词就是俞先生提出来的。
不过一开始方法论并没有系统论述，但已经尝试运用在楚文化的研究上了。
甚至还强调文化特征包括了人类群体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特征。
这个文化因数分析法显而易见，就是从早期研究社会关系再到研究楚文化器物艺术一步步上升归纳出来的方法论。
甚至，因为俞先生提出来的这个方法论，后来还有同门张培忠先生有过一个关于考古学方法论着名的学术之争。
这是争论到最后，张光直先生都出来调和他们的学术观点了。
当然，别看苏亦翻看两本讲义分析得头头是道。
其实他是以一种上帝视角来分析的。
知道结果，去推倒过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方便去理解前辈们的学术思想。
这种方法，他可以用，因为他前世就是研究学术史的，其他人却没法用。
因为人只知道俞先生的过去却不知道他的未来，哪能像苏亦这种经过一本讲义就去可以抽丝剥茧般去梳理俞先生的学术脉络，其他想都别想。
就连俞先生本人都不行。
今年45岁的俞先生确实个中年人士。
但，也是一个天才中年。
学术成果，能够被高铭用先生用华丽来形容，就知道他的涉略广泛。
当然，高铭先生的评价是华而不实，好像啥都搞，全面开花，去没有能成体系脉络，不像严文明先生那样，从小处着手，一点一点的深入，然后自成体系。
但中国考古界是需要这样的天才的。
因为他拓宽了考古学的边界，为后人提供了无数种可能性。
跟宿先生不一样，俞先生上课虽然不迟到，但也不会特意提前好些时间到课堂，开始满黑板的板书。
俞先生的课堂板书不多。
不知道是性情如此，还是因为双手食指受伤不方便板书的缘故。
其中原因，苏亦不去深究。
甚至在开课之前，他还特意走到后排跟苏亦坐在一起，看着俞先生朝着自己走来的那一刻，苏亦都大写的懵逼。
这是啥情况？
前所未见啊。
其他老师，顶多就是上课的时候，把猫在后面的他给提溜起来回答问题。
俞先生可好。
二话不说，就杀过来。
怨念有那么大吗？
自己不过是把他的课放在最后才过来上，不止如此吧。
也不怪他啊。
战国秦汉考古在历史考古中，也不及商周考古早，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这是宿先生上的，自家导师的课苏亦肯定要优先。
俞先生不至于为这事跟自己计较吧？
事实证明。
苏亦没想多。
俞先生到后来，示意他靠边坐以后，就坐在他的原来的座位上，“苏亦，你终于来听的课了，不容易。”
这话有点类似于吕遵锷先生之前调侃苏亦走出门一样的道理。
苏亦能说啥，只能说，“被事情耽搁了。”
俞先生是个好人。
这话很多人都说过。
北大中文系的李零教授曾经说过，德国人罗泰也说过，还有好多俞先生的学生都说过。
苏亦也觉得俞先生是好人。
因为他接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小，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苏亦不明所以。
俞先生指着他的垒成一堆的书，说，“时间还有，不急于一时半会，有些东西不是单纯靠看资料所能办到的，要琢磨它的内在逻辑。还要靠一定的悟性，你的悟性很好，不必有这样的急迫感，我刚才在教室门口，就一直看到你翻来覆去的翻书，翻页次数太多，太过频繁，感觉你有些急躁了。不应该如此。”
唰的一下，苏亦的脸就红了。
俞先生的话，说到他的心坎上了。
没法不急。
自家人知自家事。
他不是啥少年天才，跟眼前这位中年天才更是没法比。
他也不是普通的本科生，更不是普通的研究生，他也野心，想要早点夯实基础，然后开始自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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