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高铭先生的着作不少。
《古文字类编》、《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徵》、《帛书老子校注》、《高明论着选集》。
不过这六本书，都是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
六本专着，已经非常高产了。
大部分欧美教授都是一两本书主义。国内老一辈的学者，有些连一本书都没有。
高铭先生却写了六本着作，相当难得。
然而，高先生在职称晋升上却并不顺利，退休时连一个“博导”的头衔都没有。
成了高铭先生一生中的遗憾。
至于原因，就让人嘘唏了。
高铭先生晚年曾表示，唐兰先生创下的事业，经过他的继承就断了，北大没人继承，他很遗憾。
为啥没有继承？
就是跟他没成为博导有关系。
想留在北大任教，没有博士学位，是很难的。
那么后来，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有古文字相关课程吗？
自然是有。
但教学方法，肯定是不一样了。
那为啥高铭先生，评不上博导？
跟当时的北大主管文科教学的朱副校长有关系了。
这是一段私人恩怨。
有时候，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领导就可以看你不爽，这一不爽，就可以是几十年。
高铭先生81年的时候，已经评选为副教授，结果，正教授却到磕磕碰碰，到87年才评上。
被朱副校长卡了好几次以后，高铭先生也不愿意申请博导评选了。
那么高铭先生跟朱副校长之间有啥恩怨？
高铭先生曾在后来纪念张正烺先生的文章里面写道：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第一届国际古文字学研讨会，邀请几位大陆学者参加，其中有北大分管文科的副校长，我也有幸被邀。会上每人发一本《古文字学论集》，其中都是与会学者撰写的论文。
当我阅读我校副校长的文章，发现他用了两件伪制的赝品考证先秦时代的一个官职。因是国际会议，我怕有人在会上提出质疑，想提醒他作些准备，以免被动。平素我很尊敬他，关系也不错，因我出于好意，故未加思考，到他的卧室直接对他讲：您用的这两件资料恐怕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他问。
我刚说“可能是伪造”，未等我把话讲完，他拂袖而去。因他恼火，故未能予以解释。】
这个就是高铭先生跟朱副校长之间的恩怨。
事实是否如此，不是当事人，就不知道了。
裘先生还曾经撰文反驳高铭先生的这个说法。
裘先生还指出，高先生说的会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在1983年9月召开的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有高先生已经说到的当时会上印发的《古文字学论集（初集）》为证。高先生将会议召开的时间说成1982年，差了一年。
甚至，高铭先生在晚年的回忆录里面，又把时间说成了1978年。
这两件事，确实证明一点，那就是高铭先生，确实把时间给弄混了。
而且，还有一点，如果是78年的话，朱校长不仅可以卡高先生的教授评选资格，就连副教授估计高先生都难于晋升，毕竟，高铭先生是81年评上的副教授。
当然，朱副校长是丁石孙上任以后，担任的副校长，此时，已经是1984年了。
那么他跟朱副校长是不是存在赝品铭文考证错误的事件？
苏亦个人认为，这事是真的。
那么后来，他评选教授的时候，被朱副校长卡了两次，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得而知了。高铭先生认为是因为这事引发朱副校长对他记恨。
裘先生则说，朱副校长的人品没有那么差。
朱副校长之所以卡高先生。
则是因为朱先生认为高先生治古文字学很勤奋，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底子还是差了一点，所写的书和文章里有时会讲一些稍显外行的话，偶尔还有常识性的错误，如把见于《说文》的字说成《说文》所无之类。
那么裘先生这番话有道理吗？
有一定的道理。
朱副校长有资格说这些话吗？
也是有的，毕竟朱校长学问也不小。
早年师从唐兰、闻一多学习研究古文字学和古音韵学，并得到罗常培和陈梦家等教授的教导。
相比较之下，高先生就算半路出家的。
因为高先生的学术背景，他不是专门研究古文字出身的，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底子还是差了一点，这也是事实。
而且，高铭先生对古文字的研究，很多时候还是从考古材料出发的。一贯主张，研究古文字必须和考古材料结合起来，以得出客观结论。
这走的就不是正统的古文字学者的套路。
那么高铭先生的对古文字学的贡献在哪里？
可以说，北大考古系古文字建设，说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古文字教学体系的建设，高先生是功不可没。
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的时候，国内高校只有北大、社科院、吉大、川大、中大几个学校招收古文字研究生。
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先生。
老先生带学生都是口传心授，直接从原材料摸起。长时间里，古文字教学一直都是苦于没有教材。
古文字教学，从无书到有书，高铭先生贡献极大。
第一，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条件，所有原材料，着录都很分散，要自己动手一本本摸，工具书很匮乏，高铭先生是用20年的功夫，积累历年的教学实践，才写成这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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