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七年三月初九，圣人在含元殿加殿试，钦点了四位状元。
韩昭胤运气比较好，勇夺进士科状元。
邵树德授其秘书郎之职，原秘书郎陈逖出任句容令。
句容是畿县，县令为正六品上，等于是连升两级了。
徐寅因为参与了财税改革，令邵树德比较满意，且又是农学出身，被授予万年令之职。
大夏四京，一共有洛阳、河南、长安、万年、幽都、蓟、金陵、上元八个附郭县，县令皆为正五品上，徐寅这次是火箭升官了。
农科状元、华州人赵莹同样当上了秘书郎。
这种根正苗红的关西人，在仕途上的前景，是陈逖、徐寅这两位福建子难以企及的，虽然他们起步都是秘书郎。
殿试结束后，自然是一番游玩踏青。
这种考试本身不涉及黜落谁，只是定个名次罢了，除非你闹得实在太过火，让人看不下去，否则都能和和气气地结束考试，等待授官。
当然，在唐代其实是有黜落的，数量比较少。
北宋仁宗时，因殿试被黜落，张元愤而投奔西夏，得李元昊重用，成为军师。最离谱的是，他的家人被宋廷看管羁押在随州，结果还被西夏间谍潜入，矫诏释放，回到西夏。
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敌后大营救”。西夏间谍先假传圣旨，再把一家子男女老少从湖北带到陕北，穿越重重关卡，何止数千里！在进入西夏国境时，大肆奏乐，狠狠羞辱了一把宋人。
好水川之战后，已官至西夏太师、中书令、尚书令的张元，在界上寺墙上题诗，就是那句侮辱性十足的：“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北宋对这多番羞辱，回应是殿试不再黜落任何人……
游宴等一整套程序之后，剩下的自然就是等待授官了。
官位是邵树德亲自圈定的。他对杂科士子非常上心，同光四年的32人，表现出色的一批已经给升官为主簿或县丞了，一开始就授予县令的，更是已经调入州中，出任佐贰官员过渡一下，几年后再看。
今年有整整82名杂科预备官员。
明算科大部分到海陆关口担任关令（从八品到从九品不等），或出任大州坊市市令（从九品上），少数佼佼者进入税务监，出任各级职务。
这个安排，基本算是人尽其才了。
这些人，在四品以下，也很难转任地方行政官员。他们处于一条上下垂直管理体系中，因为专业性太强，只有做到高位之后，才有可能出任道或六部九寺官员。
不过，对学数学的士子而言，这仍然是开天辟地头一遭的厚遇。税务监的存在，更是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同时也有了强大的靠山庇护，毕竟税务监主官可是政事堂成员之一。
农科、明法科的去向，与进士科大同小异，担任基层县一级佐贰官员。
邵树德耐心地看完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十分满意。
他知道，形势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继续坚持个几届，威力就会慢慢显现出来了，毕竟这是一个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
曾经唯我独尊的进士科，随着时间推移，必然会被冲击得不像样。
三年之后，营建、医科亦将开始按道分取名额，分别录取24人、22人。
邵树德曾经打算削减进士名额，但与宰相们仔细算了一下之后，发现每科（三年）二百多人的录取名额完全可以安排得过来，并不会造成冗官问题，便作罢了。反正届时进士科的比重已经跌破50%，往40%的方向迈进，统治性地位遭到严重削弱，没必要了。
处理完这些事后，邵树德便准备东行了。
三月初十，他在南郊祭天，同时检阅禁军马步军士，发放赏赐。
三月十二，礼部尚书王溥薨，辍朝三日。侍郎杨注接替其职，但并未获得进入政事堂的资格。
三月十五，银鞍直指挥使种彦友率五千人西行，前往西域。
禁军各部，陆陆续续抽调了一万多人一同前往安西道，接替龙骧等军将士班师。
与波斯议和成功，并不代表战争彻底结束，更不代表能够掉以轻心了。
邵树德没这么天真。他第三次削减了西调禁军的人数，但并未彻底停止驻防。银鞍直及铁林五军总计一万多人，就是他派往西域的定海神针。
这种驻防行为可能还会持续个几年，期间会进一步削减人数，以减少开支。
这既是为了以防万一，同时也是维持禁军战斗力的一种办法。
与此同时，他下令从横野、平卢、落雁、广捷四军中抽调精锐三千余人，调入禁军，与五大院的数千新兵一起，补充缺额。
杂牌部队，至此还剩六万人上下，离被彻底“消灭”是越来越近了。
而五大新兵院的人数，基本被压缩到了十万人以内，平均一家不足两万。再过几年，会进一步压缩到一万五千人上下。
在训军士受到了枢密院的大力整顿，尤其是陕州院，近年来屡遭批评，因为输送的兵员质量达不到预期。如果整顿后还没有起色的话，这个处在东西二京之间的新兵院将面临裁撤的噩运。
忙完这一切，三月十六，邵树德留太子监国，亲领官员、宫人、嫔妃、侍卫及随驾军士数万人东行，前往淮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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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黄河又成了一条交通运输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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