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位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西部，北接汉水，西临荆山，西通巴蜀，南面长江，直通湖广，古称“七省通衢”。
由于辖境内无高山，所有皆陵阜之属，故名江陵。
它本是故楚郢都，刘表任荆州牧后改设襄阳之前，这里才是荆州的首府。
而南郡则为秦始皇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这里的郢，说的便是江陵。
从战国时期开始，江陵所在的南郡便是南方极为重要的一块版图，但是直到汉末之前，这里并没有发生过多少大战，在军事上的地位其实并不重要，不仅江陵，包括更北面的襄阳亦是如此。
但在原本的历史上，从东汉末年开始，南郡的地位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成为了各路诸侯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单是汉末到三国短短数十年间，此地便曾前后爆发过七次中大型规模的战役。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那是因为恰恰是从汉末开始，天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乃至群雄逐鹿的态势，正式从东西对峙开始转变为南北对抗！
从战国中叶到王莽末年，天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以华北平原为主体的“关东”和以关中平原为主体的“关西”这两大区域，故而与之对应的群雄逐鹿，以及围绕这一点所发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也基本表现为东西对峙。
如西秦与山东六国的定鼎之战，刘表与项羽的楚汉争霸，西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乃至新朝王莽与绿林赤眉等起义军的争斗等等，敌我双方的交战地点主要都是集中在关东、关西接壤的豫州西面、荆州北面的南阳，乃至司隶，冀州这些地方。
在这个时期，不论是江陵，南郡，抑或是荆州其实都不是决定神器归属的要镇，军事上的战略意义自然就没有多重要了。
而到了汉末，因为军阀混战，兵祸连连，华北平原和关中地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民生开始衰败，导致了大量的士族百姓纷纷逃往战乱影响较小的南方以为避难，这便让荆、扬等南方州郡以及巴蜀地区在经济上出现了第一次的腾飞期，虽然依旧不如中原富饶，差距却在不断缩小。
至三国鼎立时，经济上虽说不能完全抗衡，却已能勉强支撑起一定程度的军事对峙，这便让天朝内部的政治斗争渐渐演变为了南北角逐，双方军事冲突的地点也就从中原北地跟着转移到了南北经济区域交接的江淮平原、江汉平原和秦岭山地。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江陵乃至整个南郡的军事地位，战略价值陡然攀升！
单拿江陵来说，首先，它本身便是一处经济重镇，因为处在两湖平原（湖北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平原）的中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春秋以来便拥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直白点说便是人多，钱多。
其次，它又是天朝水陆交通干线重要的道路枢纽，陆路直通南北，南可经长沙越五岭至交州，进而转道扬州，北可过襄樊进入南阳，直通“天下之中”的洛阳，或经武关到达关中、出方城莅临华北平原，其中从江陵到襄阳的陆路便是着名的荆襄道，正是秦皇汉武巡视南方走过的“王道”。
水路则更不消提，江陵地处长江中游，长江横贯了整个神州，它自然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天朝水道航运上的中转站，滔滔江水所流向处，便是兵锋所向之地，其战略重要性，当真是不言而喻。
当然，在原本的历史上，江陵要变得如此“重要”，其实还要等到曹操击败袁绍之后，南下荆州之时。
彼时刘琮束手投降，刘备从新野撤退，第一个想的就是前往江陵，因为此地本身就是坚城，又足够富饶，刘备想要凭借它的富足来和曹操对抗。
不过曹操识破了他的企图，率领精锐骑兵从襄阳南下，一日一夜急行三百余里，最后不仅抢先占领了江陵，更在当阳长坂差点把刘备军一锅端了，刘备只得败走败走汉津，往沔阳而去，曹操则将南郡彻底收揽，随后便以江陵当作前线指挥点，为后面的征伐江东开始做准备。
而在赤壁之战后，江陵的地位愈发重要，孙刘联军与曹军对它展开了激烈争夺。
鲁肃和甘宁都曾向孙权建议，在立足江东后要西取荆州，完全控制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刘备也以辅佐刘琦为名，用兵为其收复荆州，这两股势力各怀自己的心思，在驱逐曹操势力的目的上达成一致，因此合兵围攻江陵，与曹操留守的主将曹仁发生激战。
双方交战一年以后，曹仁的兵马粮饷消耗严重，却得不到及时补充，被迫从江陵撤退到襄阳。孙刘两家获胜后进行了土地分割，由于周瑜领导的吴军是作战的主力，所以划分疆土主要是按照孙吴的意愿来进行，孙权任命周瑜作南郡太守，占据了江北从江陵西至峡口夷陵的领土。
随后在“刘备借荆州”后，江陵地位又再次被拔高。
荆州有大小之分，大荆州笼盖了荆襄七郡，小荆州却是单指南郡，赤壁之战以后，曹、孙、刘三家对江陵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和处置态度。曹操在经历兵败之后，明白自己尚且没有统一中国的力量，决定收缩战线，努力恢复发展中原后方的经济，便决定“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全力防守这三座前线要塞，从这个角度来说，曹仁从江陵主动撤退除了周瑜给的压力之外，也有曹操主动放弃的成分，不再把它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这个阶段，曹魏是将防御南面的重点放在了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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