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A见到B赚了比自己多了近一倍的钱，顿时心痒难耐，第二年也跟B一样，买了1号饲料；同年，A也赚了2300元。
6、第三年，由于A和B都用上了1号饲料，豆粕价格上涨，饲料成本涨到了1900元/头，A和B一计算，一年两头猪养下来，也能赚个1800元，还是比以前土法养猪划算，于是继续用1号饲料。
7、第四年，由于猪肉行情不太好，猪贩子把收购价降到了15元/KG，A和B收益大减，扣除饲料成本，只赚了1400元，与当初A土法养猪的收益一样，但A和B以为，不管是什么方法养出来的猪，都是一个收购价，因此没往心里去，决定明年每批多养一头猪，好多赚点钱。
8、第五年，1号饲料的价格涨到了1700元/头，而A和B每人成功地养出了4头猪，即便饲料价格大涨，但由于收购价还是15元/公斤，并没有继续下跌，因此4头猪算下来赚了1600元，比去年多了200，A和B大喜。
总结：两人为了追逐最终这多出来的200元收益，冒着严重不等比的疫病风险，硬抗生产成本上涨、不断加大资金和人力成本的投入这一过程，就是“超频需求”在B端的一种体现。
有意思的是另外几个问题：
1、由于最近几年的猪肉口感下降的厉害，消费者都抱怨腥臊味太重，于是有许多人跑到隔壁的摊位上去买邻村C土法养出来的猪肉，而C的土法猪肉也因为供不应求外加有A和B猪肉的衬托，卖上了高价，足足25元/公斤，因此即便C一年只能养一头猪，并且每头猪只有120公斤，但由于饲料成本依然是1000元/头，因此每年收益高达2000元，比A和B赚的多，如果再分摊各种成本投入和风险，C比两人获得的综合收益就更多了。
2、猪肉贩子并没有把C的事情告诉A和B，因为他同时是1号饲料的代理商，他从两人饲料上赚的钱远比他卖猪肉的收益高。
3、猪肉贩子其实还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2号饲料，这种饲料的价格比1号略低，养出来的猪不管是口感还是体重，都介乎于土法猪和1号饲料猪之间——虽然让A和B采用2号饲料喂养能大幅提升两人的收益，也能增加自己在猪肉售卖这一块的收益，但如果综合饲料业务收益来看，他却是小亏，因此他一直保守这个秘密。
嗯……
那么有意思的事情来了。
如果A和B的村子里来了另外一个猪肉贩子，告诉两人C的事情，并且这个新的猪肉贩子，也有能力把他俩所生产出来的任何类型猪肉收储并且卖出去，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这个新的猪肉贩子同样告诉了A和B，他手里面同样有2号饲料，而且可以卖给两人，又会发生什么事？
我相信，只要两人不傻的话，A会听从新猪肉贩子的建议，回归土法养猪，B则会购买2号饲料，两人形成高中两档的需求补配，避免各自的猪肉降价；
而原本的猪肉贩子，因为出现了一个可完全替代自己的竞争对手，因此大大方方地把2号饲料拿出来，卖给AB两人——最终，1号饲料因为丧失AB这两个购买者，逐渐淡出市场，而1号饲料里的主成分豆粕，也因为市场需求大减，迅速降价。
很不幸，坐拥海内外广袤销售渠道的铸投国贸和铸投商贸，就是那个新出现的猪肉贩子——以他们的新产品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再配以猩猩网和向性网等流媒体，已经具备了较强的中高端农产品销售能力。
而杨铸收购的斯密斯菲尔德公司手里，除了部分种猪培育技术外，同样还捏着不少与豆粕或强关联、或弱关联的饲料配方以及饲养技术——事实上，这不是什么秘密，就如同各大药企手里面总会捏着一些锁在保险柜的药方和技术专利一样，全球但凡规模稍大一些的生猪养殖企业，手里面都有一些独家饲料配方，只不过由于这些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往往自己就是大豆期货市场的玩家，因此出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冒着犯众怒的巨大风险，带头大规模应用那些豆粕比例很少的新饲料配方。
别以为这是吹牛，如果你身边有几个学农业的朋友，他们就会告诉你，诸如紫云英、苕子、菊苣、木豆、毛蔓豆、苜蓿等产量大、价格还贼便宜的植物按比例搭配在一起，然后加入一定比例的微量元素和木薯淀粉（这玩意产量更大，价格更便宜，当初在老挝等地搞境外种植的时候，这东西就是重点之一，不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就没再继续扩大了），就是一份极为优质的饲料，其能量密度或许比豆粕 玉米 麦类的主流饲料稍低，但喂养出来的猪肉绝对比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那些强多了，味道也更贴近黑毛土猪肉；如果这些饲料里面再添加一些诸如蒲公英、鱼腥草、甘草、五味子、益母草之类的药材，估计那些兽药公司得哭死。
而且更不幸的是，斯密斯菲尔德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厂商，一旦对外宣布其麾下的三大养猪场即将采用某种豆粕含量极低的新饲料，并且随便猜疑一下转基因大豆所制作出来的饲料转化为猪肉后，会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在诸多流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对于大豆期货市场的冲击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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