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大溃奔逃，唐军势如破竹，收拾金瓯一片。
二月上月，唐军进入广州，又渡过琼州海峡，拿下琼州。将后世的广东海南全部收入囊中。
唐军大将武岩继续西征，占领梁国的南部（后世广西），接着攻入思州，大败田谨贤，攻略后世的贵州南部。
而萧北率军西入重镇鄂州，防守鄂州的将领是唐国特务，虽然有三万大军防守，却迫不及待的开城“投降”。
萧北一路向西，沿途城池纷纷主动归降。等到了江陵，江陵城已经被大特务高朗控制，守卫江陵的五万梁军“投降”。
被高朗等人关押起来的豪族大臣，全部成了俘虏。
邵忠的一万多洞庭水师，“投降”。
重镇襄阳也主动“投降”。
事实上，哪怕萧焱在江西全军覆没，可镇守梁国的仍然有二十万大军，却在各地特务的作用下几乎没有抵抗。
抵抗的，主要是各地豪族。可是他们的武力已经在江西覆没，如何还能抵抗？要么螳臂当车的抵抗后被镇压，要么乖乖投降。
大理的情况也差不多。大理朝廷逃走后，苍山洱海间成了权力真空，加上各族首领的武力覆没在益州，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抗拒唐军。唐军所到之处，各地同样的是纷纷投降。
唐军秋毫无犯，不但不烧杀抢掠，还主动安抚各地百姓，剿杀山贼水盗。
唐军的作战重点已经转为治安战。李洛下令各地唐军组建剿匪战队，分散剿杀近年来越发猖獗的匪患。
保守估计，三国领地内的土匪贼寇，超过千股，简直多如牛毛。这些武装很多都是逃兵组成，小者数十人，大者千百人，为祸甚烈，早就是地方大害。
这些遍布各地的贼寇，对于初来乍到的唐军，也是一个很大麻烦了。
毕竟，土匪一般都是出没山林水泽，占据地利，乃是熟悉地方的地头蛇，而且很多都是身份隐蔽，或者和各方有所勾连，并不好对付。
尤其是民风彪悍，穷乡僻壤之地的百姓，不少平时务农，农闲为匪，和巨寇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往往盘根错节，情势复杂，牵连甚多。大兵一路杀过去当然没问题，却会一刀切的枉杀很多不该杀的人，不是仁君所为。
所以，治安战和正规战根本就是两码事。
崔秀宁亲自制定了《剿匪条例》，下发唐军，指导他们开展剿匪军事。
同时，很多的特务和警士也随着军队出发，协助军队剿匪。
《剿匪条例》规定了怎么向当地百姓了解情况，怎么探查贼窝，怎么挖出勾结贼寇的人，怎么甄别是贼寇还是百姓，还要求借助当地百姓的力量清除匪患。
崔秀宁还按照贼寇的规模和性质，将贼寇分等，不同的等级，镇压方式也不同。对于那些作恶多端的贼人，要果断处死。那些半民半匪，并没有太大罪行的，可以抓捕关押，或者服劳役。
唐军一边剿匪安民，一边镇压豪强，一边派驻地方官吏，为接下来的均田令铺路。
去年通过科举考试的大量寒门士子，纷纷被一纸调令派到新的衙门做官。
对于唐国来说，南方形式一片大好，进展神速，如火如荼。
可此时的北方，也没闲着。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后，调集到安多地区（青海南），作势绕道吐蕃南下的元朝大军，突然调头直插西域！
李洛早就收到情报，所以毫不奇怪。
忽必烈以太子真金监国，以枢密使伯颜负责江防，自己亲统大军西征。
为了迷惑西道诸汗国，元廷南征的口号喊的震天响。就连元廷大臣，绝大多数都以为真是南征。
而忽必烈早就以南征为由，一月前去了西北。
西道诸汗国还以为忽必烈要亲征李洛，所以完全没当回事，他们相互之间仍然在争斗不休。
这些黄金家族的大男人们，压根没有想到忽必烈不是南征，而是西征，要干攮外必先安内的事。
西征元军有十万蒙古色目骑兵，十万配备马匹的汉军，两万高丽军，三万日军。数量高达二十五万。
加上驻扎在六盘山的安西王所部，西征军数量高达三十余万。
自从蒙古崛起，多次西征，可兵力从未有这次之盛。
就在三国攻唐之际，忽必烈兵分三路，直扑西域！
东路军由安西王阿难答率领，从祁连山的吐谷浑故地出发，经过阿尔泰山北麓，入若羌攻进窝阔台汗国。这是当年大唐帝国和西夏征讨西域的路线。
中路军是主力，由忽必烈亲率，从羌唐大羊同，西走克什米尔（古代属于吐蕃，不属于印度），过阿克赛钦，入于阗，攻打察合台汗国。这条路线是吐蕃帝国历史上征讨西域的路线。
西路军由云南王也先帖木儿率领，下高原，从克什米尔向西，走瓦罕走廊，突然进入伊尔汗国。事实上伊儿汗国表面上仍然服从元廷，可忽必烈还是决心对其用兵。
不然，无法真正一统大蒙古国。
除了更遥远的钦察汗国（金帐汗国），三大汗国都遭遇到元军的兵锋。
在古代，准备一场大战需要很长时间。三大汗国被忽必烈的战略欺骗迷惑，根本没有准备。等到收到忽必烈西征的消息，无不大惊失色。
海都等汗王们一边派出信使拿着令箭去各地调遣兵力，一边匆匆忙忙的组织兵马，抵抗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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