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积累总是带着血腥的，也就是所谓的原罪。
当初在米脂，袁宗第惹了盖虎，李自成为了给小弟出头，就把盖虎灭了。
按理说，就算人家犯了死罪，也轮不到李自成执行。可他为了拉拢一个忠心小弟，就那么干了。
还有清平堡的那个御史大户。一来他惹了白旺，二来李自成缺钱粮，顺手就把他家给抢了。
另外大户的看家护院又犯了什么错？人家拿了雇主的钱财自然要保护主家人身财产安全，遇到贼人来了，奋起反抗，然后被打死了，谁的错？
乃至在李自成两三年的发家过程中，直接间接的当了多少次刽子手？
追随李自成的那些兵，他们手上沾了多少血腥？
当然，官逼民反，总是有理由的。
正如还有一种说法，“你穷，是因为你懒。”
朝廷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想推给市场。但市场不一定有公义，市场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这种事情没法再深究了。
胜利者拥有一切，就这样。一切都是因缘际会。
回过头来再说，鹰国佬是怎么发达起来的？如果只是不择手段的薅自己人羊毛，迟早完蛋。
资奔家很少会有“良心”这么个东西。都是被逼的。
鹰国底层百姓生活好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机器越来越复杂。
挖煤搬砖是个人就会干，但是你会修蒸汽机吗？而且进入工业化后，纺纱机也越来越复杂，这部分技术工人最先跳出苦海。因为他们替代性不那么强，所以有了议价空间。
熟练技术工人最先形成了西方的中产阶级。
然后是底层闹腾。
他们日子太苦了，过不下去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资笨家不怕格命，他们随时可以跑路，但国家怕。那就只好妥协。强制财主们把部分利润分给底层，防止底层活不下去闹事。
因为西方商人一直是依赖国家给他们用武力打通商路，开拓殖民地，商人和国家已经结为一体。资本就是国，国就是资本。
国要是完了，恐怕他们也要被吊路灯了。所以拿破仑格命、1848年格命、巴离工社等等，这些事一点一点对全局产生了影响。
最后一项措施是向海外转移矛盾。
那些年，列强们每次内部出现问题就是向外开战的时候。等到全世界殖民地抢光了，再抢就得列强之间互相抢，所以有了英法七年战争，有了世界大战。
当然，也可以再加个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等原因。
总之，在那几驾马车的带动下，花了几百年时间，欧米底层才算是过上了好日子。
看上去就是国强民富了。
不过在当前，他们的老百姓还要继续苦个两百多年才能熬出头。嗯，这次也可能在大顺西征军的蹂躏下，他们没有机会了。
扯完了欧洲的情况，那么大明、大清呢？有没有可能自发性的进入资奔主义？实现民富国强？
没有可能。
欧洲的封建制度实际是一种契约，一面是君主、上层领主对下层领主的自治授权，另一面是下层领主对上层承担财政和军事支持的义务，自治是其中的关键。
在殖民时代之前的欧洲，这种封建制度是非常低效的，可以说是治理失能。
比较一下殖民时代之前天朝的国家规模、朝廷结构、城市规模、征税能力、战争组织规模、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就能证明这一点。
所以说以欧洲落后的封建制，若没有大航海时代，它不可能发展出资奔主义。
然而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封建自治制度，反而在殖民过程中表现出了亮眼的高效。
因为它能最大程度激发人的自私自利，从而快速抢占殖民地。因为抢到了就是自己占大部分利益，好处不用全部上交给国家。
自治制度的坏处在于，时间一长就和本土离心离德，产生新的利益团体。
而且欧洲佬们只想从殖民地获得利润。扩张殖民地是为了廉价原材料和倾销市场，但放弃治理、建设当地，和扩张领土不同。
以上两种因素一结合，后果不难想象。
因此欧洲的殖民模式存在先天病根，所以之后出现了米国独立，也产生了“拉美化”这种现象。
秦始皇2000年前就把这么落后的制度改掉了。
所以，到了明清时期，在越发皇帝集权的情况下，他们会允许有人脱离掌控去海外开疆拓土？
不可能。
天朝历代的整体架构完全是朝廷集权的，这种制度最适合农耕文明。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兴修水利，抵御灾害，以及生产资料和工具的再分配都需要一个强力的朝廷。
而资笨主义需要的是小朝廷，这样才有空间演化出强大的资本利益团体。
所以集权的天朝根本不可能诞生出原生性的资笨主义。
当然，其中还有些其他原因。比如财政手段、金融业之类。
古人不知道经济危机是怎么回事。最早有记载的经济危机就发生在“文景之治”的时候。
表面上的繁荣富足，潜藏着的却是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没看到隐患，反而不断的发动外战。功绩显赫的同时，朝廷财政却吃不消了。
西汉时期的商业繁荣与国家总体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
武帝解决方式就是“代田法”、收商业税、打击豪强、卖官鬻爵、货币改革、盐铁专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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