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赚取的稿费都有上百两银子了。有些是他自己投稿，有些是报刊自行摘抄，大头是翻版印刷老冯的书给的版权费。
银子送到时冯梦龙都惊呆了，这年头居然还有版权费这东西？
老冯大概是历史上最知名的职业作家第一人。早年科举不顺，他索性一头扎进通俗文学怀抱，才发现天地之广阔，于是收民歌，编小说，改戏曲，做出版，一生着述等身，打通市民文化各门类。
其代表作《警世通言》便是最早刊行于金陵兼善堂，通过南京书商之手，为世人贡献了白娘子和杜十娘两个着名文学形象。
不过冯先生虽然混了文学圈，却始终没忘记职业写书人的本分，也会应书商之邀，写写实用书挣钱。比如《春秋衡库》、《春秋别本大全》之类的应举书，就是应考试经济之需而作。
书市大兴，书商、作者赚得盆满钵满，当然也免不了宵小之辈的觊觎。
盗版便是令写作者最苦恼痛恨之事。
冯梦龙就抱怨：“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刻。”
这年头没有版权保护法，可不代表没有意识。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出版的书籍上加警示语，或大骂翻刻者乃中山狼之流，或诅咒盗版不得好死，生儿子没屁盐。
狠一点的直接上官府打官司，杰出代表便是戏曲家李渔。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他干脆搬到南京，直接面向盗版商宣战。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
这就是要拼命了。
不过终归时代所限，文人们既无缚鸡之力，又无法律撑腰，哪里敌得过众多浑水摸鱼之人呢？
盗印虽然侵害原作利益，但盗版商也帮忙打响了作者的名气。
还是那个李渔，每每有新作问世，不消几天，金陵各书坊就已遍布其书，把他“湖上笠翁”的名号打得家喻户晓，甚至远达东洋。
日国学者就说：“德川时代之人，苟言及中国戏曲，无不立举湖上笠翁者。”
这样说来，明代如此多的书籍能够流传后世，倒也不能否定盗版商们的些许功劳。
盗版商人也是很挑剔的，能畅销、有潜力的作者才能赢得他们青睐。
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作家成功的标志。
想必袁宏道深有体会。年轻时籍籍无名，想要出书只能自己印，刚出道时的着作自费出版，印成后也只能送给亲友。几年后慢慢有了名气，书商找上门，终于一脚迈进商业圈，作品也流传更广。又过了几年，刻印的《潇碧堂集》卷首已经有了“书种堂禁翻豫约”的版权声明，可见已成为盗版商目标，这就算是被认证为名作家了。
尝到了出版的好处，袁宏道一发不可收拾。史载他往往刚一写完大作就付梓印刷，不但积极配合书商要求，刊刻前还先广而告之。从万历二十五年始，每年都有刻本问世，这样的密集程度，就是要向文坛宣传自己，打响湖北公安派的名声。而这一切若是没有明代发达的出版业支持，无疑是不可想象的。
明代，起初福建建阳出版业最盛，万历以后江南出版印刷业独占鳌头。尤其是出自金陵苏杭一带书籍已占全国七成。
绝大多数是木板印刷，少部分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也出现过，大概因为没油墨的原因，自己淘汰了。
之前大顺军从上党撤离时，把出版社、印刷厂迁到南京一部分。以大顺的造纸、印刷技术水平，吊打全天下，所以那会儿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还给三山街书坊、唐家书坊、扫叶山房等十几家大商号入了股，少则几百两，多则几千两。光投钱不拿分红。
毕竟大顺出版的一些东西属于擦边球，容易遭到官府打击。交些保护费省事。
这么一支异军突起的势力足够令人瞩目，再加上张养默等人的地下工作，很多有心人都清楚那些报刊是“流贼”搞出来的。
冯梦龙就知道。他甚至还看过署名赵德胜的几部书。
所以，短毛又不是普通酸秀才，怎么可能因为落魄到吃不上饭而造反？
李自成胡乱吹牛的事干太多了，管他别人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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