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刊物的改版还是改良的话，那么在这一年当中，一些出版界的动作则可以称之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大手笔改革。
1993年1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以“布老虎”为注册商标名，推出了“布老虎丛书”，这是春风文艺出版社精心打造的品牌图书，也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以来，商业操作影响最大的一套丛书。
自77年之后，中国的作家有过一段非常滋润的日子，那个时候稿酬制度刚刚恢复，大部分作家都是兼职，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搞写作。
除了有工作，还有稿费，在物价还未上涨的年代，如果能够发表一篇一万字的短篇小说，就可以轻轻松松入账百十来块钱，相当于两三个月的工资，这一年都可以过的很滋润。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稿酬的涨幅远远没有追上物价的涨幅，同样是一篇一万字的短篇小说，很多杂志社给出的稿酬标准也就千字20块左右，还不及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
像国文社这样愿意支付给作家高稿酬、高版税的出版社，在国内出版界其实并不多，大多数出版社的效益都不算太好，根本没有底气给那么高的稿酬和版税。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作家愿意和国文社合作的原因之一。
稿酬涨幅缓慢甚至是滞涨，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一些本就生存艰难的刊物，收稿更加困难，更别提收到什么好稿子了。
如此恶性循环，然后病急乱投医，赶上报刊改革潮流，便死马当活马医的改一下。
说回稿酬的问题，根据调查：1992年沪上专业作家有17人，都是靠文协工资和稿费为生。一级作家工资收入400多块，二级、三级作家的工资则分别是300和200多块。
而这一年，沪上的的人均月支出是270块钱。
三级作家的工资堪堪与人均月支出持平，如果没有稿费，连养家都办不到。
没有作品发表，等于收入锐减，入不敷出。
当物价飞涨，工厂、企业的工资数倍于从前时，当年可以依靠工资和稿费过的很滋润的作家们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很多专职作家，在工资没有大幅涨幅的情况下，稿费涨幅又撵不上物价涨幅，收入等于变相减少，度日艰难。
应该说，自建国以来物质生存的艰难，第一次在如此直接的影响到作家群体。
而就在此时，“布老虎丛书”应运而生。
它用高稿酬、高印数吸引知名作家加盟，在创办之初就异常火爆，以一种全新的出版模式，为中国文学的市场化道路走出了坚定的一步。
后世直至二十一世纪，仍有很多作家是通过“布老虎丛书”暴得大名，比如郭小四、卫慧等人。
而如果要细究“布老虎丛书”成功的根本，离不开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是高稿酬、高印数。
1990年9月7日，《着作权法》通过规定：可以按照合同支付报酬。
稿酬制度不再统一化，出版市场逐渐放开，华艺出版社也因此成为国内支付作家版税的第一家出版社，国文社紧随其后，成为当时的弄潮儿。
但版税制度也并非是“万灵药”，开启版税支付制度，意味着作家们的收入与图书销量有着直接关系，不像以前那样旱涝保收了。
对于一些名气大、作品畅销的作家，这当然是好事。
但对于更多数的作家、或者是兼职作家来说，这反而是不利的。
春风文艺出版社放弃了正时髦的“版税”，转而以高稿酬来吸引作家供稿，迅速得到了作家群体的热烈回应。
而出版社方面也可以利用高印数带来的不菲收入来支付作家们高昂的稿酬。
第二，是建立品牌形象，加强宣传力度。
在“布老虎丛书”之前，不是没有出版社出过系列丛书，包括国文社在内，很多出版社都走过这步棋，但销量和影响力很难兼顾。
当年林为民在《当代》搞“当代精选丛书”，销量不俗，但毕竟是一份杂志的衍生丛书，缺少影响力。
去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搞了一套“跨世纪丛书”，影响力很大，但销量却一言难尽。
“布老虎丛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完全运用了市场化手段和新时期的媒体力量，多方位、大规模的宣传，将丛书的知名度推向一个高峰，再顺利将这种知名度转化为销量。
如此一来，便形成了销量与影响力齐飞的绝美画面，并形成了长盛不衰的品牌。
以前林为民在《当代》，尽管想法很好，但能够动用的资源有限，导致“当代精选丛书”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成为一个品牌。
现在他成了国文社的总编辑，这两年严肃文学又每况愈下，恰好给了他一个重新树立一个“品牌文丛”的机会。
只要这次的丛书能够搞起来，必然又将进一步助推国文社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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