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南京城，王彦召回在江北负责赈济灾民，安排迁台的吏部右侍郎游友伦。
他是何腾蛟的学生，在武昌赈济灾民，建设武昌的成绩不错，武昌府所纳税冠绝湖广诸府不说，比之前任，也增长了整整一倍多。
中央朝廷很难了解地方官员的具体情况，所以升迁主要还是看政绩，看人口和赋税的增长。
游友伦政绩突出，自然火线提拔，他的位置则由王彦大伯的一个旧友，崇祯年间的进士赵仁吉接任。
在内阁资议堂内，王彦座在中堂，五名大员做在内堂，游友伦座在末位，镂空的梨木隔断外，还有几员要被询问的官员端坐着，等候召唤。
“殿下，几位阁部，江北的情况，现在基本已经安定，每日都有福建、广东的船来到江北接送难民，然后运入台湾、占城。”游友伦对几人说道。
王彦点点头，难民的问题，已经拖了大半年，是到解决的时候了。
“两地安置的准备，怎么样？”
游友伦笑了笑，“台湾方面的准备要不足一些，但占城方面早已准备妥当。从年初开始，占城就等着难民过去，结果一直等到现在。这次运送，不少广南的商号，都主动派船过来，帮助朝廷运送，分给占城的二十万难民，在下官回京之前，已经运送完成，不过台湾方面的动作迟缓一些，大概要九月中旬，才能结束。”
听游友伦的话语，王彦笑了笑，对王夫之道：“看来户部对商号的改革，有了成效啊！”
“商业发展，士绅百姓必然追逐利益，今岁棉价高，便蜂拥种棉，桑丝价高，又全部改种桑苗，使得稻田越来越少，朝廷约束不来，况且官府就是下令限制，民间也会偷着改种，根本阻止不住，因而只能从这些赚了大钱的商号入手。户部便出了个规定，想要做海贸的商号，都得帮助朝廷收一批粮食过来，然后市舶司在根据商号收粮的凭据，给其贸易份额。这就逼得商号，不得不四处找粮食，而内地百姓种粮又在减少，种粮成本高，收益低，便迫使这些海商在南洋大肆购买土地，准备种粮。不过南洋那边人少，土人懒惰，海商们在占城购买了大量土地，但却无人耕种，所以才急着从江北运人。”王夫之对周围几名阁部解释道，这是户部三月间出来的政令，因为是试行期间，所以还没有向内阁通报。
明朝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商业发展，资本萌芽。
万历年间，河南巡抚钟化民就上奏说，“臣见中州沃壤，半檀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这说明当时的河南，已经出现大规模改种经济作物的现象，而除了棉田之外，明朝还开始种烟草，烟草的获利，比稻田高出十倍，有记载“关外人致以马匹易烟一斤”，而崇祯朝也两次禁烟。
这一是因为“吃烟”犯了燕藩一脉的忌讳，二是有大臣上书，说有些地方已经半地种烟。
朝廷虽然明令禁止，但是民间追逐利益，却根本禁止不下来。明朝饥荒除了天灾之外，也与种植经济作物有关。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同一件事情，从多个方面来看，可以获得完全对立，却又都有道理的观点。
资本萌芽，使得民间逐利，百姓大面积改种经济作物，造成粮食紧缺，致使饥荒，让明朝崩溃，但资本要萌芽，社会要转变，必然面临这种阵痛，西方资本萌芽的时候，不是一样圈地，一样的“羊吃人”，普通人照样没有活路，只不过西方找到美洲，将本国活不下去的人，往外赶，才渡过这段社会转型期。
中国一直在内部寻求解决方案，但都以失败告终，唯一接近成功的就是宋朝，但被外族摧毁了这种进程。
王彦总结历代教训，当然也是因为他本身代表了士绅阶层的利益，向内突破的阻力太大，所以他才将目光锁定在南洋。
户部规定商号交粮，自然也不是白要，而是用粮食来代替一定额度的税款，商号完成指标之后，朝廷还会给予一定的免税额度，进行鼓励，不然商号也不会同意户部的方案。
这个方案只是初步尝试，目前只在广州市舶司施行，具体情况怎么样，还要等到明年才有结果。
这些事情户部对他进行过汇报，海商除开在占城买地，还在南洋诸藩购买了不少田地，王彦想了想，忽然对顾元镜说道：“这件是礼部方面也要注意，海商在南洋够买土地，必然容易引起地方矛盾，顾阁部要通知理藩院，让他们行文驻藩属的官员，要向藩国施压，保障海商的利益，但也要注意不要激化矛盾掌握尺寸。”
“殿下放心，上次大阅之后，诸多藩属，对我朝都十分恭敬，下官回去就命理藩院行文嘱咐驻藩官员，保护本朝利益。”
王彦又看向兵部陈邦彦，“兵部也要注意，行文占城总督，这么多难民涌入占城，当地人必然反感，兵部要给占城总督，足够的自主权，让他恩威并济，一定要为朝廷经略好占城。”
占城孤悬海外，比琼州、台湾还难以同朝廷保证连续，所以王彦与内阁商议之后，吸取永乐间在安南的教训，又学荷兰人在台湾的一套，在占城设立总督一人，并给予极大的自主权利，诸多事宜，可先斩后奏，朝廷不插手占城事务，只需占城每年向朝廷缴税、纳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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