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外，当初因为唐鲁之乱，而受到严重破化的作坊，如今在新的资金的注入下，大多已经恢复过来，但是论明朝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还是属苏松一带。
整个明朝疆域广大，其他不少地区也有作坊出现，像湖广原本是赋税第二的大省，有不少作坊，可是在光复江南之后，便又马上被甩在了后面。
有些地区，朝廷即便投入很大，刺激商业，但发展依然缓慢，而有的地区只要政策稍好，商业立刻就会蓬勃发展。
有时候王彦对此也比较疑惑，只是从表面上以为是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但后来听陈永华说起另一件事，才知道并非他想的那么简单。
像是在苏松、福建的漳泉等地，即便是亲朋之间借贷，也是要立子据，标明每年的利息的，可以说是白纸黑字，并且大家都觉得很正常，但要是在湖广、四川等地，找亲朋借贷，对方要收利息，那就会让人觉得有些不是人，太不近人情。
这其中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大多是因为两地社会的差异，苏松、漳泉这些地方已经有数百年的商业传统，这里的人琢磨的就是怎么赚钱，他们精于此路，逐渐进化成了商业社会，而湖广等地还是传统的农业人情社会，所以才会存在差异。
在这些有商业传统的地区，有人要办作坊，那么立时就可以招来账房、工匠、掌柜等等人才，马上就能办起来，他们知道该如何运作，但其它地区，便需要一段时间的摸索，才能玩转，劣势显而易见。
中国历代以来，经济发达之地，就那么几处，除了他们占据地方的便利之外，主要是这些地方已有了几百年的商业上的传统，基因被深深埋在当地的土壤中，而其他地区想要形成这种基因，怕至少需要两三代人。
苏松重新成为大明的棉纺和丝织中心，上缴的赋税，比西南几省还多，是让王彦比较震惊的。
作为监国，王彦很关心百姓的生活状态，只有百姓富足安康，他作为大明的实际掌控人，内心才有成就之感，才会愉快。
有的人爱财，有的人爱美色，有的人喜欢权利，而王彦就喜欢天下对他的拥戴，好个好名声。
三月间，王彦为了整个大明的商业发展，领着众多官员，巡视苏松两府，来学习经验。
苏松两府位于长江下游的出海口，属于冲击平原，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千料以上的大海船，都能直接驶来，还有大运河穿过，交通十分方便。
从宋代开始，苏松就是中国的纺织中心，明代以来，苏松的赋税更有半天下之说。
现今苏松的赋税也极高，不过主要来自纺织作坊带来的商业赋税。
苏州在明朝时的地位与今日相比，是大不同的，他是明朝最大的商业中心，鼎盛时期人口有六十余万户，人口近三百多万。
苏州在宋代时人口就过百万，而同时期的巴黎、伦敦不过是个五万多人的乡村小镇而已，而在明朝苏州依然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十大城市之一。
明朝《苏州府志》记载：“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这言明了明代江南地区，高度的城市化，而明朝记载的“苏郡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则是在向后人炫耀他的繁华。
市场绵延二十里，这在今日都不敢想象，以至于许多人，不敢相信明朝时的中国就这么发达，反而盲目崇拜近几百年才靠掠夺崛起的西方。
如果说有人怀疑这一点的话，那西方的资料中也有对明朝地区的记载，如《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第18章《郭居静神父和徐宝禄在上海》中有一段话，提到了明代上海城市的规模和人口数量。
“本城的名字是因位置靠海而得，‘上海’的意思就是靠近海上。城的四周有两英里长的城墙，郊区的房屋和城内的一样多，共有四万家，通常都以炉灶数来计算。中国人的城市有这么大量的人数，听了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即使乡村也是人口过分拥挤。城市周围是一片平坦的高地，看起来与其说是农村，不如说是一座大花园城市，塔和农村小屋、农田一望无际。在这一片外围有两万多户人家，与城市和近郊人口加在一起共达三十多万人，都属同一片城市管理”
上海城与近郊，人口就有三十万，整个县的人口其实在洪武二十四年，就已经有五十万人，而上海在江南还不算是特别重要的城市。
苏州是江南大城，他在明清战争中，受到的波及相对较小，并没有如昆山、江阴、嘉定那样举城相抗。
这可能是有产阶级软弱性的一种体现，城内没有被大规模的迫害，不过受战争的影响，人口还是减少一半，特别是城外的商户，还有近郊的居民基本逃散。
明朝光复江南之后，除了唐鲁叛乱外，近些年可以说十分太平，许多人有迁回了苏州，城外的商铺酒楼又多了起来。
如今江南地区的新生人口虽然快速增加，不过想要恢复到鼎盛时期，怕至少还要十年，要等到那时，人口才会出现一次爆炸。
苏州的知府姓薛，名宗周，是个抗清义士，历史上也早就失败被杀，但此时他是共治元年的探花，下放到地方干了四年知县，政绩卓著，被破格提拔为苏州的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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