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王国上下皆无战心，李倧在知道华夏军的强大之后，当即就带着金自点还有崔鸣吉赶到了刘元昭所在的驻地。
崔鸣吉带着李氏的国书进入了华夏军营。
刘元昭在看了李氏送上的国书后，笑道：“李倧很是识时务，很不错，你回去告诉他，他依旧领王爵，李氏世代镇守高丽故地。
只要你们安分守己，不与大明只见眉来眼去，藕断丝连之类的，朕可保李氏荣华富贵。
至于朝鲜的防务，朕会派五个营过去，你让李倧放心，他们只负责防务，不参与你们的内政。”
崔鸣吉连忙低头拱手道：“多谢上国垂怜，与我国隔海相望的东瀛，一直都有倭寇袭扰我国海境，有了上国的帮助，我王以后就高枕无忧了。”
听到崔鸣吉说起东瀛，这个时候是德川幕府时代了，现在在位的是第三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光。
德川家光（1604年8月12日-1651年6月8日），江户幕府第三代征夷大将军。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次子，母为浅井江。
庆长九年（1604年），出生于江户城。祖父德川家康赐予他乳名“竹千代”，意思即成为第三代将军。竹千代在出生后，立刻被带离父母身旁而交由乳母抚养。
元和六年（1620年）元服，正式改名为家光。元和九年（1623年）六月，德川家光与其父德川秀忠上洛，回到江户城后，正式成为三代将军。
德川秀忠隐居于西之丸，称大御所，形成二元政治。
宽永三年（1626年）升为左大臣。
宽永八年（1632年）德川秀忠去世，开始由将军亲自执政。确立了老中、若年寄、奉行、大目付的制度，并将幕府的现职将军定为最高权力者。
宽永十二年（1635年），修订《武家诸法度》，对诸侯施加参勤交代为义务的规定。垄断长崎贸易的利益，强化天主教压制。
宽永十四年（1637年）发生的岛原之乱，让他决心闭关锁国，于四年后完成了锁国政策，德川幕府的一连串的强权政策被认为是“武断政治”。
庆安四年（1651年）四月二十日，德川家光逝世于江户，享年四十八岁。墓所位于日光的轮王寺，法号大猷院，朝廷赠正一位太政大臣。
尽管战国时代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但是依旧很多的武士流浪，没有了战争，他们所学的东西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而他们毕生都把精力放在这个上面，不少武士不喜欢种地，又不善于种田，特别是西国的大名又不服从于幕府。
所以就有了倭寇在李氏王国海境内为患，说不定就是九州岛的几个大名默许的。
不过对于刘元昭来说，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想必德川家光正在头疼西国等大名的势力，对于四处流窜的流浪武士也很头疼。
那他可以和德川家光洽谈，把那些流浪武士雇佣来打仗，这对于德川家光来说那是百利而无一害。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他缺少战船，没有海军，而此时的大明水师在沿海几乎没有敌手。
现在刘元昭在解决掉李氏王国，安抚他之后，就开始将金钱和精力投入到海军之中了。
在前年，军部就已经筹备建设了海军学院，学院里的学生才三百多人，他们现在学习了大明水师的主要船只，以及武器情况。
大明水师不仅有本土的船只，而且，在与西方交流的时候，就有对西方船只的仿造。
快蟹船也叫蜈蚣船，船两侧有成排的桨橹，外形活似蜈蚣和螃蟹，船体通常漆成红黑两色，元明时期叫“蜈蚣船”，清代称“快蟹”，出没于珠江口外贸的黄金水道，抢掠过往船只财物。
嘉靖初年，快蟹船的传入和仿制，涉及中欧早期船舶的技术交流。
关于快蟹船原型的研究，学术界形成了两种对立观点：一是“东南亚船说”，即视快蟹船为东南亚船式。
德国汉学家朔伊林在其专著«龙江船厂志研究»中提出快蟹船可能为东南亚地区桨帆船的观点，首次将快蟹船原型问题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展开讨论，认为是葡萄牙人把大炮装到这些船上而成为武装船只，然后为中国所模仿。
“东南亚船说”注意到了快蟹船的非欧洲特性，但没有确认快蟹船到底是东南亚的何种船型。
二是“葡萄牙船说”，视快蟹船为葡萄牙船式，把其比作加莱桨帆船或克拉克船。
“葡萄牙船说”以徐旅尊和刘义杰为代表；2017年徐旅尊、衷海燕合作发表长文认为快蟹船原型为葡萄牙的克拉克船。但该学说最大缺陷在于无法解释蜈蚣船诸多的非欧洲特征。
快蟹船，无风举桨，起风扬帆，必要时桨帆并用。
大型“快蟹”每侧船桨有20多具，每具配两名壮汉，在水上行走如飞，利用奇快船速追赶“猎物”及逃避追缉。
快蟹原是珠三角海盗用的船，船身狭长，两舷各置桨数十支，摇动时如蟹脚伸张，故名。
它速度奇快，装有枪炮，被官兵追缉时，能逃则逃，逃不掉便开炮拒捕，因而颇令官军头痛。
清末珠江口河段上，海盗除使用它抢劫外，还用来走私、为鸦片船护航等活动，因此名噪一时。
后来，清政府官员开窍了，他们想到了应付的方法，就是仿制出快蟹船，来个以毒攻毒，剿捕海盗及走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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