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克凡的战争税和田税挂钩，自耕农和佃农的负担并不算太重，真正闹得厉害的，还是那些坐拥千亩良田的地主，以及拥有功名的士族缙绅。汪克凡明确宣布，国难当头之际，所有人都有义务交纳战争税，无论秀才、举人还是进士，都按自家田产征税，不再享受免税的优待，政令一出，就引起了江南士绅的强烈反弹。
然后，他们就遭到了汪克凡的残酷镇压。
抄家充军是标准待遇，越是闹得厉害的，越是让你人财两空，汪克凡在江南士林中的形象一夜间变成了敲骨吸髓的贪婪奸臣，可是不管怎么说，这笔钱还是足额收上来了。
除了有钱，打仗还得有人，汪克凡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大力扩编军队，楚军原有的辅兵大批转为战兵，又在江南数省大量招募和征抽壮丁，补充辎重部队。
楚军的辅兵都是按照战兵的标准训练的，利用以前几次大战中缴获的武器装备，陆续编练了三万多人的新军，送到湖广前线。与此同时，楚军第一次在民间征抽壮丁，一开始是十丁抽一，后来又发展成五丁抽一，加上自愿的募兵，总共征集了十几万的青壮辅兵，经过几个月的基本训练，也被分配到各个部队中。
粮食、弹药、武器、药品、牲口、车辆、船只、帐篷、军服、鞋袜、甚至油盐酱醋……各种各样的物资陆续送到湖广前线，汪晟的实力越来越强，一边和孙可望进行蘑菇战，一边又做好了总攻的准备。
孙可望对此一无所知，只把希望寄托在刘文秀身上，等着他得胜回师，再和汪晟决一雌雄，可是这个时候，贵州方面突然送来消息，贵阳之战以西军惨败告终，刘文秀兵败身死，十五万大军烟消云散，王尚礼、卢明臣、包胜亭等等一干将领或者战死，或者被俘，苗振宗和周武定等人叛变投敌……
孙可望如遭雷劈，实在不敢相信这个惊人的消息，返回军营的时候竟然摔下战马，受了一点轻伤，作为一员久经沙场的老将，孙可望当年行军的时候甚至可以在马背上睡觉，现在却当众摔下战马，都是因为刘文秀战败的后果太严重，以至精神恍惚，神不附体。
“这肯定是误传，误传！刘文秀不会这么容易死的！”
孙可望抱着侥幸心理，希望这份战报是假的，最起码刘文秀还活着，还可以主持云贵大局，率领西军残部守住云南，可是冯双礼很快又送来一份更加详细的战报，其中还有周国栋开棺验尸的细节，确认消息无误后，孙可望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晚上谁也不见。
第二天一早，孙可望终于开门出屋，对惶恐不安的众将艰难说道：“我军已然战败，传令各部，准备退兵吧。”
众将早就想到会是这个结果，都是默默无语，却又听到孙可望恨恨说道：“刘文秀昏聩无能，断送十五万大军，断送我千秋大业，诸位以为应当如何惩处？”
众将大惊失色，一起苦苦劝说，孙可望才打消了把刘文秀拉出来鞭尸的念头，但他还是命人起草了一份新的战报，在战报里不点名的批了刘文秀一通，把战败的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众将越发心寒，各自领命散去，同时派人给李定国、白文选和其他各个州府的西军传令，让他们做好撤退的准备。
刘文秀虽然带走了三万五千甲兵，但是李定国又派来了一支援军，再加上数量庞大的辅兵和辎重部队，西军在湖南就有十几万大军，而且分守各个州府，突然决定撤退，肯定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之前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楚军却已紧紧沾了上来，想走也走不了。
汪晟几乎和孙可望同时接到贵阳大捷的战报，紧接着就发现西军各部异动频频，明显是准备开溜，立刻命令楚军发起反击，对西军贴身紧逼，不让他们轻易溜走，同时派出吕仁青和滕双林两支精锐主力，向西军纵深大胆穿插，进攻益阳和安化。汪晟还对他们两个下了死命令，必须在五天之内攻占益阳和安化这两座县城，截断孙可望的退路，否则就降职当旅长去。
这怎么可以？
同样是楚军老八营出身，谭啸和周国栋已经当了军长，吕仁青和滕双林如果降职当旅长，以后简直没脸见人了，他们两个干脆立下军令状，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不当旅长当小兵，然后就率领部队从岳州和长沙之间冲破西军防线，向西奔袭二百里，对益阳和安化发起猛攻（益阳近一些，在洞庭湖南岸，到湘阴只有几十公里，安化的距离远一些，但在这个年代也属于长沙的郊县，后世则属于益阳市）。
这个时候，西军处处分兵，处处防守的缺陷就暴露无遗，吕仁青和滕双林已经深入西军腹地，西军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他们消灭或者赶走，附近的三座大城市里，长沙被汪晟的主力盯着，不敢轻举妄动，岳州距离九江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和金声桓等部激战，没有多余的兵力救援益阳，常德处于后方，兵力相对空虚，因为堵胤锡死守常德，城墙也在激战中损毁严重，见到吕仁青和滕双林攻势凌厉，自身尚且难保，更是不敢轻易出兵来救，被吕仁青和滕双林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先后攻占益阳和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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