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林牧的自杀假象暴露以后，’失枪行动’逐渐明朗化，恐怖袭击的谣言已经不攻自破。我感觉已经越来越接近真相，行凶者扮演着统治一切的角色，某人貌似就出现在我附近似的。
林牧的死亡使整个案件似乎出现了新的转机，我们选择留在开放式办公室，等待鉴证科那边的化验报告，办公桌上全是枪击案件的文件，包括涉及其中的照片，旧时代的文书记录，受害者的详细资料，出事的地点，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均是毫无遮掩地裸露在桌面上。
我在看《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简称《苏联的命运》，阅读着一大堆乏味的研究文献，我的眼睛快要合上，泪水都强忍撑了出来，在我快要放弃阅读，陷入睡眠状态的时候，一名速递员的叫喊声将我的精神状态重新恢复了过来。
“化验报告出来了！”速递员一路狂奔，跑进来，单手举着报告，神态极为夸张。
我迅速地拦截化验报告，并将其拆开。
化验报告很详细地说明，在林牧胃液内找到的残留化学药物，已经证实有安眠药和氯胺酮的成分，其中安眠药的成分只占了百分之三十，但氯胺酮则占了百分之七十，换言之行凶者只是利用安眠药，将其搅碎，溶解在现场找到那杯水里，然后让林牧喝下，当安眠药在其体内发挥作用时，他便变得昏昏沉沉，四肢无力。行凶者再伺机朝他口中灌入大量的氯胺酮，再灌进液体帮助氯胺酮更快速地到达腹部，造成滥用药物而死亡。
林牧衣服湿了一大片，更是证实了我的猜测。
他用氯胺酮杀人，显然是铁了心要杀害林牧，但林牧在被灌进大量氯胺酮之时，是他神智不清醒的时刻，可是他也有反抗的力气，为何他丝毫不作反抗的斗争呢？
这个问题我想不通，于是只好胡乱地翻动着案件中所涉及的所有照片，无病呻吟地嚷着：“我们真可怜，到现在都破不了案，相信市民早就对我们的工作效率失去信心了。”
钟警官漫不经心地说：“我们可怜？照我看，和叔才是最可怜的。”
我还在翻动着其他的照片：“何以见得？”
“他都差不多步入老年阶段了，儿子涉及杀人，然后现在又被人杀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还有，他曾经长期虐打何日，导致其重伤不治致死，这个是刑事罪，我还想着，等案件完结了再将他拘捕，然后立案起诉他。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又怎么忍心落案起诉他呢？！”她悲伤地感叹着。
我皱着眉头说：“你刚刚说什么？”
“我们又怎么……”
“不是这一句，是第五句！”
“哦，他长期虐待何日，导致其重伤致死。”
我问她：“和叔亲口承认长期虐打何日的？”
“是的，因为那时候他也很执着于仇恨，终日想着找出该为这件事负责任的人，他将所有的仇恨都迁怒于何日，长期虐打他，但是后期他的心平静下来了，那种极端的可怕想法就自然消失了。”
我翻着翻着，突然发现了一张照片，该照片是在和叔的家中所拍摄下来的，这一张是他妻子的灵位牌，前面插满了香烛，底下积满了灰尘；我又找了一篇林牧在学校时所写的作文，将其与发现的日记的字迹对比着。
“和叔对于何日的逝世，有没有感到很悲伤或者难过。”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并没有！”
“李局长还记得透露了其余的档案编号吗？”
“没有！他至今都想不起来。”
我默默地将所有受害者的照片全部铺平，一字排开，在白板上画上年份：1993；再画上一宗普通的枪击案；再画上一次法庭的公开审判记录；再将所有的人名一个接着一个地画了上去。
就这样，形成了生物链系统。
我煞有介事地说：“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我终于知道行凶者拿走的最后一份档案是什么了。”
“是什么？”钟警官迫不及待地问我。
我皱着眉头说：“可是不对啊，不可能是他啊！怎么可能是他呢？！”
“你在说谁啊？！”她几乎失去耐性，用着逼供的口吻问我。
我依然不慌不忙地说着：“如果要证明一个人的杀人动机，那就必须要找例证来证实。”
“你究竟在说什么？！”她暴跳如雷，眼看快要进入暴走状态了。
我只对她说：“你去找刘局长，向他要一份1993年的开庭记录的书记员，我需要一份法庭会议记录。”
她站在原地不动，默默地站着，不肯动。
我简单粗暴地推着她：“快点去！不要闹别扭！我们时间不多了！行凶者的手里还有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个目标人物即将危在旦夕！”
“你要干嘛去？”她不甘心地问我。
“安慰本案中受害者的家属，其实他们是最无辜的！”
我第一个要安慰的对象当然是和叔，从表面看起来，他的遭遇是最惨的，儿子惨死，自己又要在老年阶段还面临刑事检控，这个年纪了还要坐牢，这确实是一件很悲催的事情。
我去到他家里，看到他在默默地收拾着林牧房间的物品，所有的东西他都收拾得一干二净，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动作是很轻的，几乎没有发出任何一点声音，一切显得是那样的干脆利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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