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入了翁同龢的幕僚，也积极筹备变法事宜，这期间编撰了《俄大彼得变政记》，介绍俄国变法维新的经验，还结识了刑部主事杨深秀、刘光第，内阁中书杨锐等“帝党”大臣。
1893年九月，有了翁同龢的首肯和帮忙，康有为提前中了进士，光绪皇帝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想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但是，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遭到了以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步军统领荣禄为首的保守大臣的强烈反对。
荣禄再次回京出任要职，低调回归，他已经经历了多年的风雨磨砺，收起了棱角，变得圆滑无比，悟出了在官场既屹立不倒又大有作为的诀窍：得宠。
要成为慈禧信赖有加的宠臣，就要博取慈禧的欢心，最讨巧的途径便是跟老佛爷身边的要人搞好关系。荣禄有两个女儿，于是把一个嫁给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子，一位嫁给了后来的醇亲王载沣。礼亲王是慈禧的心腹，长期担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跟他成了亲家，礼亲王自然没少在慈禧耳边说荣禄的好话。而载沣更牛，荣禄将女儿送进醇王府，一来是作为政治投资，二来自己闺女还时常向慈禧汇报载沣的最新动向，成为老佛爷的眼线。如此一来，荣禄跟慈禧的距离，拉近了一大步。
若想稳坐政坛大佬之位，尚需扶植一批得力亲信。荣禄一回京城，便大肆招兵买马。比如当时经常跟荣禄一起查案的兵部主事陈夔龙，出任兵部郎中。陈夔龙将荣禄视为自己的恩人，一生效忠。而且，荣禄还十分赏识袁世凯，举荐他去天津接手练新军。
此时的荣禄，在朝中俨然成了政坛老大，成为慈禧的代言人。刚开始，因为慈禧也是支持李经述维新变法的，荣禄对改革还是抱着支持的态度。光绪皇帝要召见康有为，荣禄不同意，但他表示自己先可以代替皇帝去见见这个康有为，考察他有没有真本事！
于是，康有为那天被请到天津的总理衙门“问话”。出席“问话”的，有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军机大臣荣禄等晚清政坛大佬，这三人都相当于今天副国级的总理，可以说，集体去面见考察一个刚中进士的康有为，太抬举他了。
“问话”一开始，荣禄很客气地问康有为：“以夫子这样的槃槃大才，有补救时局的办法吗？”
康有为平日里就心高气傲，根本不把荣禄放在眼里，他从翁同龢那里得知自己被光绪皇帝召见的美事竟被荣禄搅黄了，心里对荣禄很不爽，冷冷地回答荣禄：“救亡图存之道，非变法不可！”
荣禄看出康有为不悦之色，但面不改色，继续追问：“本官爷早就知道法应当变，但是一二百年的成法，是一早上就能变过来的吗？”
康有为知道荣禄是一品大官，非常不耐烦地喊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刻能变。”
“杀一品大员？？”康有为此话着实让荣禄大吃一惊，他朝坐在身边的李鸿章看了一眼，只见李鸿章双目微闭，一言不发。翁同龢也觉得康有为的话有一些过头了，不说话。荣禄心想关系大清国存亡兴衰的改革，焉能由康有为这等狂悖之徒操作，于是也气势汹汹地教训康有为说：“你老是变法呀，变法呀，可你知道不知道，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
康有为据理力争，说：“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的领土的。今天祖宗的领土都保不住了，祖宗那套法还有什么用呢？时代变了，祖宗之法也非变不可！”
这时翁同龢看出了荣禄的不满，他搬出光绪皇帝，对荣禄说：“荣大人，竟然我们是代皇上来问话的，当今天子求贤若渴，我们做臣子的，也理应多一份耐心，好好考问才是。”
说完这句话，翁同龢咳嗽了一声，暗示康有为拿出他编著的《俄大彼得变政记》给他们看。康有为会意，拿出他苦心编著多日的《俄大彼得变政记》，呈上给荣禄、李鸿章等大臣人手一册。
这书里的内容，是经过康有为精挑细选的，多危言耸听，荣禄、李鸿章等人给光绪皇帝面子，接过书耐心翻看起来。荣禄等人看了康有为编著的这书，脊梁骨直冒冷汗，感觉不马上变法，大清国就要完了，这正是康有为想要的效果。李鸿章看了《俄大彼得变政记》，这才觉得康有为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于是开口问康有为道：“法如何变？”
康有为对李鸿章还是很客气的，他胸有成竹地回答说：“下官以为，宜变法律和官制为先，比如裁撤六部。”
六部始于隋唐，是封建王朝中央行政机构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总称，也是整个清朝官制的基础，康有为一开口，就要把六部撤掉，李鸿章这时觉得李经述说康有为狂妄，确实没有中伤康有为，但他还是比较欣赏康有为不知天高地厚的勇气，示意他继续说：“夫子还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康有为这时便提了一条更大胆的建议：在朝廷另设军事参谋部，作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由光绪皇帝亲自掌握，“选天下虎贲甲士，不二心之臣，上亲披甲胄而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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