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调遣至卢沟桥的一千多士兵, 尽数湮灭在了龙王庙的铁血军围剿里, 无一生还。
大体是因为他们抵达龙王庙的时间太短, 许多动作都没能对卢沟桥四周的百姓人家开展, 是以, 多数人对于日军什么时候抵达的卢沟桥、抵达卢沟桥后做了什么并不知晓。
如冀察当局、如第二十九守军, 他们对日军的认知都还停留在“日军是来与华夏军队进行和谈的”。于是, 这反倒成了日军的发难的幌子——
当铁血军的将士们沉浸在不损毫发成功围剿了小鬼子们，痛快地喝了些酒、沉沉睡去的时候，他们第二天再醒来, 却发现在那些日本人的嘴里，他们铁血军的将士们，反倒成了不守信用的不义之军。
“华夏向来自诩礼仪之邦, 但我们着实没有想到, 原来，这个‘礼仪之邦’的称号, 也不过就是一个虚名。和谈一事是由华夏冀察当局亲自提出的, 我日本帝国皇军秉持着仁义之道, 愿意退后一步, 斟酌思考过后, 这才同意与华夏一方进行恳谈。可没想到, 当我军谈判代表抵达卢沟桥附近时，却无辜招致了华夏军队狠毒的围剿。希望华夏方能尽快给我们一个答复，否则, 我帝国皇军绝不会善罢甘休！”
这是从日军驻守在长辛店的日军军部里传出的消息的大致意思。
他们话里的每一个字, 都没有提及他们的人企图侵占卢沟桥桥头的龙王庙，也没有提及他们自打一开始就拖着一车的火炮武器，毫无与华夏进行和谈的意思。
他们只摆着一副虚伪的无辜嘴脸，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诚恳的、悲天悯人的、不愿意看见战争的“良善者”形象，把铁血军的战士们恶意的污蔑成嗜血的、蛮横的、不讲道理的“恶人”，万分“悲痛”的向铁血军、向华夏讨要着一个“说法”。
“哼，我说什么来着？那什么破铁血军，还不就是一个屠夫集中营？！全都是不讲道理的、思想不开化的野蛮人！那什么谢锦颐，哪是什么狗屁的司令？最多也就是个屠夫头子了！和山里面恶贯满盈的土匪有什么区别？！”
因为冀察当局是在第一时间收到来自日本华北驻屯军讨要说法的电话的，所以当即，冀察当局的领导人们，甭管是在家里休息的、还是在外面玩乐的，一应都赶回了局子里参加紧急会议。
在会议上，当所有人都在思考着该怎么想出个好对策，以平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怒火的时候，那前一天作为冀察当局代表领着人到铁血军临时营帐的人，便忍不住破口大骂道。
也许是心里本来就存着对“铁血军”这支军队的不屑，也许是因为自己在去到铁血军时没有受到优待，甚至被人拿着枪指着脑袋威胁，总之，那人如鲠在喉，竭尽全力地想要将铁血军完完全全的推到他们冀察当局的对立面去。
他说道：“那帮子人根本就是顽固不化！要我说，咱们干脆就跟那帮子人划清界限！咱们就跟日军说清楚，咱们是存着绝对的决心想要和日军和平相处的！这一次卢沟桥事件，完全就是那帮子人自作主张，跟我们冀察当局、跟我们华夏的军队绝对没有半分关系！要是日军想要找那帮子人的麻烦，咱们也跟他们说明白了，咱们绝对不会插手！”
“这……这不好吧？虽然铁血军不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但好歹也是一支保卫了宛平县城、夺回了丰台小镇的强军……”
紧急会议上有人犹豫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可那人却没放在心上，阴阳怪气的笑了声，说道：“有什么好不好的？就算没有铁血军，难道凭着民军几百万的将士，难道华夏会受不住自己的国土？！可别把什么好名头都往那帮屠夫的头上安！”
一时间，会议上的人们都安静了下来。大概也同那人差之不离，他们始终相信，他们民军数百万的将士，即便是会晚一些，即便伤亡会多一些，也必定是会把北平给完整的守下来的。
最终，冀察当局的人还是统一做下了一个决定——
同铁血军划清界限。
他们不仅是亲自致电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解释，更是将那一则用作解释的《声明》，大大方方地刊登到了报刊上。他们向着华夏的百姓们表明着自己对于“日军在卢沟桥遭到袭击”一事的态度，以证明自己想要和谈的诚心。
而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文坛，甚至连军界，在不知道日军率先攻击的真相前，都划分出了两个流派，秉持着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认为锦颐同铁血军的战士们在主动挑起纷端战乱，完全违背了国民政府“不求战”的指令与方针。
而另一种，则是为锦颐同铁血军的战士们摇旗呐喊。他们以为，日军在侵占华夏东北之时，便不曾顾虑人道，擅自挑起战争，致使华夏军民死伤无数。凭什么主动权好不容易被掌握到华夏这了，华夏却又要被逼得瞻前顾后？
前一种想法，大多出自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所谓“政客”，而后一种想法，则出自华夏数以万计的、内心仍旧澎湃着热血与家国情怀的爱国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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