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海说，如果银矿在夏国国内，倒还好了，只要把银矿的开采权拿出去竞买，就能稳稳得到一大笔现钱，但现在矿又不在夏国境内。到那时候，夏国的其他富商巨贾，也很难说不会参合进来。从前在其他国度，就有夏国商贾为矿藏的开采权而自相争斗，反而便宜了番邦夷人的恶劣先例。
“李四海的担忧不无道理。”赵行德沉吟道，“商贾们太厉害了。”他把帛书放到烛火上，自从书信暴露身份后，他在处理这些机密信函上，格外多了小心。赵行德眼看它化成一缕青烟，却想起后世的富商巨贾，同样因某些生意而自相倾轧，以至于外人得益的往事，他叹了口气。念及此处，心头忽然一动，想起从前模模糊糊所知的一个处置，他心头斟酌数遍，觉得颇为可行。
“东瀛银山，商贾争抢势所难免。此事牵涉方面众多，按我朝自守市易律，朝廷也不能多加干涉。为免使夷人从中得利，不妨依竞买国内矿藏开采权之成法，竞卖国外此类生意的特许权。不管矿藏位置何处，归属于谁，一旦某个夏国商行竞买到了矿藏的特许权，那么其他夏国商行便不能在国外与之竞争。拥有特许权的夏国商行可以自行开采矿山，也可以联合其他夏国商行，甚至可以加以转让。如此一来，就避免了夏国商行在番邦自相竞争，使他国人得利。夏国商行因内斗而额外付出的这笔竞买的银钱，终归还是夏国人得益。至于发现域外矿藏者的好处，也在这笔竞买钱里，和朝廷五五分账。在番邦毕竟是强者为尊，不可能保护普通发现人的利益。唯有势大力雄者才能压服地头蛇，为夏国争夺到最大的利益。”
赵行德心中所想，当即提起笔墨，在一张白纸上洋洋洒洒书写起来。他将书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暗忖道：“东瀛向来盛产金银，熟悉这条海路的也不止东木行一家，银矿开采特许竞买必然十分激烈。只东木行一家参与的话，恐怕财力还不足，如果有必要，由牙角行、东木行、淳于铁厂和高昌行联合起来竞买，方有几分把握。东瀛国向来穷兵黩武，官府视财如命。商行就算买下这银矿的特许权，排除了其它夏国商人的竞争，自己没有相当的实力，也难以压服这地头蛇。”
他把信写好后，随手交给石景魁，笑道：“赵某欲为护国府进一开源之策，景魁也参详参详。”石景魁是行军司马，这一路同行，赵行德发现他对朝政也颇多见地。此事关重大，赵行德便听听他的看法。
石景魁接过密信，从头看下来，一看开头赵行德提及银山之事，便吃了一惊，暗道：“这里面牵涉多少银钱，赵将军坦然相告，足见推心置腹了。”他心头一热，往下读下去，眼中光芒越来越盛，渐渐由惊异化为敬佩。他看到最后，方才把书信叠起，叹道：“朝廷若早行此策，何用等到近年才收服大理，单我们蜀国早就足以制服南蛮了。”
蜀中的商贾行走于大理、交趾、占城、真腊等国，这些藩国势力得了蜀国的货物，对蜀中商贾却多是利用的心态，垄断着诸如当地的矿坑、宝石等特产待价而沽。蜀商却常常竞争减损价钱，平白让当地的土王生番得了好处。蜀国朝廷却困于自守市易律，无法加以干涉。如果依赵行德对朝廷所进之策，蜀中商贾自然合为一体，蜀国在南蛮贸易里得到的好处也要大得多。
“可是，”石景魁迟疑道，“我朝的律令，管得到别国的事情吗？”
“虽然管不到别国生意和矿藏，”赵行德低声道，“但是管得到我们夏国的人，不至于自相残杀，这就够了。”
“那如果起初竞买到特许权的商行，最后无力开发这个矿藏怎么办？他做不了，我朝其他商行又不能去做，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外人。”石景魁又质疑道。沙场上没有不败的将军，商场上的起起伏伏也是寻常。若是某个夏国商行竞买下了特许权，但却因为经营不善无法把它实现，确实是个问题。
“这样的话，”赵行德思索道，“商行也会把特许权卖出去，变成一笔实实在在的好处。捧着金饭碗饿死的事情，正常的商人应该都不会做吧。唯一可虑的是，外国商行借此机会，在我朝买下特许权，排斥我们的商行。所以定要定下规矩，这特许权只能给我朝的商行，排斥他国商行参加竞买，特许权立刻无效。”
石景魁点头称许，二人商议了一会之后，赵行德才又提起笔，正式给大将军府和丞相府写奏折。然后又给李四海写了一封信，将奏折附在后面，连同书信一起发给李四海，如果他没有异议的话，则用两人的名义一起上呈。
“将军深谋远虑，”石景魁喜道，“国家多了一笔财源，柳丞相定会十分高兴。”
赵行德点点头，笑道：“这也有石司马的一份心血。”将书信交给了石景魁，让他明天一早交给军情司的鸽驿。李四海行事倒是滴水不漏，他用军情司的鸽驿和赵行德联络，固然有些不合常制，显得假公济私，但此事重大，他也避免了更大的嫌疑。赵行德体察到他的意图，是故也通过军情司的鸽驿回信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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