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代人提到药王爷孙思邈，有意无意给这位受尊敬的老人家发了很多张圣人卡，包括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都有这个倾向。就梅振衣亲眼所见，孙思邈行医与后代传说至少有三点不同。
首先第一点，有人说孙思邈一生行医济世、救助穷苦大众，给老百姓看病不收钱。这一说是想当然，孙思邈看病一样会收钱，不比一般医生收的诊金贵，但也不更便宜。
古时医生看病收费有两种情况：一是诊病开方，让病人回家自己去按方抓药，这时收的就是诊金。大多数情况医生看病都是如此，普通医生是没有实力开药铺的，在当时开药铺比行医赚钱要多得多。第二种情况就是碰到一些特殊的病，需要膏药、丹药、散药等成药，药房里没有，医生自己配置，或者遇到跌打损伤等需要处置，这时会另收药费。
在唐高宗年间，虽然朝堂上权力争斗的厉害，但民间安居乐业，论物质自然没有现代社会丰富，相对比较却很是太平富足，老百姓大多不缺吃穿。有的乡民手中一时没有现钱，会送几斗谷子、几匹土布、几篮鸡蛋、几条腊肉、山上打的野味等暂抵诊金，孙思邈也不计较照样收下。老人家自己用不了，也都赏给身边伺候的下人了。
这不是钱的问题，就算孙思邈可以不收诊金过日子，老神医如此，那么其他的医生怎么办？老人家所到之处，民间医生们岂不都得喝西北风饿死，往后看病找谁？孙思邈行医，并不会阻碍附近一带这个行业的生存发展。
当然老人家也有看病不收钱的时候，行走乡里无偿行医施药，一生做过很多次这种事，那往往都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大疫流行。不论古今，碰见大规模的瘟疫爆发，仅仅靠医生都是不行的，需要官方组织救助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这时作为一代医家宗师的孙思邈都会挺身而出。
举一个例子，唐初太行山区曾爆发“疠风”，就是人们谈之色变的麻风病，一般人包括医生都避之不及。但孙思邈却不顾危险深入疫区，率弟子在山中建立隔离治疗场所，收治了六百余名麻风病人，亲手治愈了六十多人，并留下了详细的医案记录。这已经可以用“功德无量”四个字来形容。
孙思邈与梅振衣的外公柳伯舒的交谊深厚，也是因为一场瘟疫。当年孙思邈在芜城采药结识柳伯舒，受到热情的招待，此时传来关中大疫缺医少药的消息，孙思邈立即告辞返回关中。临行前柳伯舒指着码头上一条蓬船道：“我敬仰老人家已久，您老此去救死扶伤，柳某也应稍尽绵力。这样吧，无论您老需要什么药材，只要本地有的，我可以将这艘船装满送您。”
孙思邈真开口了，一点也没客气，装走了满满一船药。后来孙思邈为梅振衣治病尽心尽力，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其次第二点，有人说孙思邈一生行医来者不拒，什么人的什么病都看，而且药到病除，实际情况也不是这么回事。虽然不清楚老人家早年是怎么看病的，但就梅振衣亲眼所见，孙思邈也有婉言谢绝病人的时候，有更多的时候连药方都不开。
在传统中医看来，除了外伤（跌打金创）与风邪（感染生病）之外，其他很多病都可以归于“情志病”一类。所谓情志病是指一个人的心态与生活习惯、环境等因素导致的生理机能病变。最简单的例子，心胸狭隘遇事看不开或者饮食不规律，都容易导致胃病。甚至“风邪”也与“情志”有关，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是与生活环境与习惯直接相关的，治病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调动一个人的内在恢复机能，假如人没有这种机能或者它很弱，那么所有的外科手术都做不了、所有的药也都不会有效。
中医治病的核心是“扶正祛邪”，所谓“正”就是人在天地之间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国的古人很有意思，历史记载中人死时常常不说得了什么病，而是说“忧愤而死”、“郁郁而终”、“纵欲早亡”等等。
从某一方面来说，现代很多病也是广义上的“社会情志病”。比如饮用添加过量三聚氰胺的牛奶会导致肾结石，病理上是因为这种化合物微溶且不吸收，但从另一方面，这类现象的流行与社会发展的病态大环境有关。不仅是喝牛奶的会得病，生产这种牛奶的人早就染病了，而且病的不轻！药物与手术治疗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药方是治理这种社会环境的病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要将医道的最高境界称为“济世”，又为什么将良医与良相并论。
有很多时候，孙思邈望闻听切之后并不开汤剂药方，他只是告诉“病人”应该如何调整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甚至思想观念与平时的所作所为，这样病可以自愈，否则就算一时治好也会反复发作。现代江湖骗子也有这么给人看病的，但孙思邈绝对不仅是安慰与忽悠，每一句话都有医道与病理的依据，不经意间有感化扶正世人之意。梅振衣看在眼里，对传统江湖中“尖”与“里”、“道”与“术”的区别有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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