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移民很多是来自1845年发生饥荒的爱尔兰以及从广东来的华人“猪仔”。
清末被称为“猪仔”的人大部分都是被卖到国外劳作的，爱尔兰人被称为“白奴”，华人被称为“猪仔”，19世纪60年代西线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和东线的联合太平洋铁路两支铺路大军进行了一次修路比赛，谁先修到西岸谁就是“赢家”，政府会付钱给赢家，输家则什么都没有，于是两家铁路公司拼命加班加点得铺设。
“猪仔”挤在底舱或被迫全程待在甲板上的非人待遇、晕船、台风、传染病的时刻威胁。从中国到美国的漫长旅途就死伤无数；终于上岸后，等待他们的则是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沿着陡峭的花岗岩和险峻的页岩铺设铁轨、悬吊在离河面1400英尺高的篮子里作业，在崇山峻岭、沙漠、沼泽地中穿行的这条铁路，每一块枕木下不只埋着白奴的尸体，还都埋着一具华人的尸骨。
然而任劳任怨、报酬低廉、付出无数汗水与鲜血的华工却得不到认可：在接轨的纪念照中，华工都被赶到一旁，不许入镜。而且超过1.2万名华工的身影曾长期被淹没在历史中。
1870年第15条宪法修正案给予黑人选举权，它的一条重要内容是“各州在其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法律平等的保护”，虽然这条法律的初衷是保护自由了的黑人免于被歧视，但这一条规定也让其他族裔集团能够利用宪法来保护自己。只是在此后的很多年里，美国最高法院都非常狭隘地解释这一修正案，导致各州在其管辖范围内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来侵害少数族裔的自由和权利。
早在1852年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就通过了一项针对华人淘金矿工的歧视性税法。到了1854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作出裁定“华人无权出庭作出不利于白人的证词”，进一步加剧了排华行动，旧金山随后也加入了排斥华人的行列当中。1870年到1880年十年间，在旧金山有为数众多的华人洗衣店，这些洗衣店展示了华人的经商才能，给美国白人的洗衣店带来了生意上的威胁。于是美国白人们想通过精心的法律设计把华人从市区内赶走。
在1873年到1884年间，当地市政当局通过了14条被称为“洗衣店条例”的法律，其中于1880年5月通过的第1569号条例和7月通过的第1587号条例规定：任何在市内的木制建筑中开办、维护和经营洗衣店的人都必须从市政当局获得营业执照。但其并未规定市政当局给予和拒绝办理营业执照的标准，这样便给市政当局留下了任意裁断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接受或者拒绝有关申请。在相同条件下，所有被认定为华人的洗衣店老板的申请均被拒之门外，而所有白人申请者均一路绿灯，顺利拿到执照。
清政府腐败无能，华人们根本就没想过要找当地大使来解决这个问题，华人洗衣店主联合起来成立了行业协会“同心堂”来抵制不公的法律待遇。他们出资设立法律基金来支付诉讼所需的律师费和其他挑战不公法律所需要的费用。
华人益和在当地经营洗衣店已经22年，其间其所有的经营行为都符合当地所有的安全和卫生标准，但是市政当局却依据新的“洗衣店条例”拒绝了他的营业许可申请，于是他成了挑战第1569号条例和第1587号条例的最佳原告人选。
在“同心堂”的支持下，益和和其他洗衣店店主一起无视新的“洗衣店条例”，照常经营他们的洗衣店。不久，他们全部被当局逮捕。一个对美国宪政影响深远的司法大案即将开始。
益和将逮捕他的警长霍普金斯告上法庭。他向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请求下达人身保护令状，使之获得自由，并指控“洗衣店条例”违反加利福尼亚宪法、美国联邦宪法和1880年中美条约。但是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拒绝了这些指控。
在益和控告霍普金斯的同时，另一名中国洗衣店老板和利把同样的官司打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地区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同样他的权益要求也被拒绝，但是因为担心这些条例的实施会将华人洗衣店排挤出市场，并赋予白人资本建立的洗衣店以垄断，因此裁决书中表示了对“洗衣店条例”的保留意见。
由于不满加州最高法院和加州地区美国联邦巡回法院的裁决，益和与和利分别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因为两个案件很相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决定一并审理，并将审理重点放在一个问题上：申诉者是否被剥夺了美国宪法或美国联邦宪法赋予的权利。
联邦最高法院首先肯定了联邦巡回法院在郭湖安诉美国一案中确立起来的原则：宪法第15修正案的平等保护适用于美国公民，同样也适用于非美国公民。在明确华人洗衣店店主虽非美国公民，但同样受宪法保护之后，法院审查了“洗衣店条例”以确定其是否违反美国宪法。通过对该条例的审查，法院发现第1587号和第1569号两个条例规定虽然看上去很中立，但其执行的方式却使这种中立大打折扣。法院认为，在条例执行中，他们是专门针对一个特定的人群华人，实际上否定了对华人的平等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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