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和美国开战以前，曾经撤走了一部分日侨，然而加入了美国国籍的日裔却被留在了美国。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个政令，在西海岸设立“军事区”，所有在限制区域的日裔全部都要迁入位于内陆的“安置中心”里。
那并不是集中营一样的地方，理论上。
当时有九成的日裔居住在西海岸，其中还有7万在美国出生的公民。
尽管他们宣称自己是忠诚于美国的，“当地人”依旧对他们存在敌意，包括总统在内都担心他们会从事破坏和间谍活动。
为了避免这些信仰天皇的日裔破坏和侦查美国的军事和重要工业，由军队负责驱逐在重要军事设施附近的日裔美国人。
这些设置在内陆的“军事区”和犹太人定居点一样有宵禁，但条件比华沙的犹太人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日裔是变相被保护起来的，非受限制区域的日裔反而要担心同事、邻居乃至给自己送报纸的报童的攻击。
加利福利亚、华盛顿、新奥尔良的日裔立刻动身前往位于内华达、犹他和科罗拉多州的安置营，但有一个居住在加州圣莱安德罗市的日裔美国人松丰三郎却拒绝执行命令。
然后他就被逮捕了。
松丰三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针对的就是驱逐令和再安置令的合宪性——军队对特定人群的暂时驱逐是否是种族歧视。
在驱逐令执行的调查中，有一批日裔确认对日本效忠，有一部分人拒绝对美国无条件效忠，并拒绝向日本天皇效忠，还有一部分被驱逐人员要求回到日本。
战争会造成很多困难，困难时期要大家一起克服，最终最高法以松丰三郎违抗驱逐令有罪，维持了原审判决。
这份判决结果证明，当国家处于恐慌时，种族歧视抗议也要靠边站，与这个案子一起审理的还有平林案，这个日裔违反的是宵禁令，日裔美国人必须在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以前呆在家里，避免参与间谍和破坏活动。
松丰三郎出生于美国，他的父母都是日本人，宪法规定出生地原则让他成为了美国公民，没有任何指控可以证明他不忠于美国。
战争是所有痛苦的集合，所有公民，无论是否是军队人士都遭到了影响，公民身份既有权力也有义务。
然而即便是战争结束了，美国内部依旧排挤日本人，美国与日本国家层面上是盟友，但是有很多美国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或者自己就曾经参加战争，他们对日裔非常不友好。
那些迁入了安置点的日裔也过得战战兢兢，营区内的日本人来自各个阶层，也包含妇女与小孩，除了肤色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奥斯维辛有焚尸炉，安置营没有，他们有足够的食物来源，成人在营区内工作、小孩则可以上学，不定期可以有些休闲娱乐。
但是胆敢逃跑就会射杀，因此大多数人即使不满国家对他们的安排，还是按照规矩服从命令。
日本移民与日裔美国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放弃财产，到了1943年，由于美国考虑要对日裔美国人征兵组成一支特殊的军队，WRA便以战争的考虑给予这些日裔美国人进行一份“忠诚问卷”，以测试日裔美国人究竟忠于哪个祖国，美国或者日本。
面对这样的问卷，许多日裔美国人不只感到困惑，甚至是愤怒。有部分以年轻男性为主的群体，在这两个关键问题都选择了否定的答案，他们被戏称为“说不男孩”，并被冠上“不忠诚”的名号。
罗斯福的将军德威特就曾经说：日本佬终究是日本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日裔美国人陆续争取国家赔偿与诉讼，美国政府也陆续补偿一些当时被无故关进拘留营的日裔美国人。
但钱赔了，该歧视照样歧视，亚洲人普遍都非常好学，成绩比其他人种好，“当地人”认为美国的好高中，好大学都被亚裔占领了。
子女不是全A的成绩，亚裔父母会觉得很没面子，这使得得了B的普通白人小孩成了班里倒数几名。
但是常青藤名校招收新生是有比例的，学校有1000人的名额，规定亚裔只能有20%就是200个人，而白人有70%就是700人，也就是说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亚裔学生，他的成绩全A，他有可能落榜，而一个没他那么努力的白人青年则可以轻松进入沃顿商学院这样的名校，除非亚裔的父母用钱买名额。
在美国有个词叫做“Bamboo ceiling”，就是指一种无形的墙，Bamboo跟亚洲有关。在美国的企业里许多亚洲人都在底层，少许在中层，高层领导就基本没有了。
男孩子的竞争如此激烈，何况是女孩。
日本的传统教育是男性外出工作，女性在家相夫教子，她不需要读书读得很好，反正她是要嫁人的。
而西式教育则是男女平等，中村雪不甘心将自己的学历当成相亲资料上的附加值，有科学资料显示，一个聪明的妈妈生的儿子也是很聪明的，于是她来到帕多瓦大学，当医学交换生。
美国文化有很多“励志”的故事，仿佛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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