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之后，新教除了革除了主教，还将七圣事简化成两样，只保留了洗礼和圣餐。
除此之外，加尔文还禁止新教徒念玫瑰经，不准崇拜圣母玛利亚，弥撒也变成了布道。
新教修士布道就像是炖菜，参杂了幽默、滑稽、大人物的玩笑，弥撒仪式则充满了庄重感。
新教在坚持《圣经》绝对权威，反对教皇权威的同时又在树立自己的权威。
路德曾为圣母马利亚冠以基督徒“属灵母亲”这一职分，教会中有两种信徒，一种是有属灵生命的信徒，另一种是属世生命的信徒。
属灵的信徒相信人所有的行动都躲不过上帝的眼睛，上帝会公平得奖惩人的行为，而不是按照世俗的追求和看法去做，追求的是心灵的安宁和死后上天堂永生的资格。
属世就是属于世俗的那一部分，比如对金钱名利的追求，对情欲的放纵。
马丁·路德相信圣母马利亚的始胎无玷，她的灵魂并没有被原罪玷染。
世俗就质疑这一点，没有男性介入，女人怎么怀孕？这是违背生物学常识的。
极端的罗马教人说：“伊拉斯谟生下蛋，路德孵蛋。”
路德和加尔文的关系也类似于一个下蛋，一个孵蛋。
伊拉斯谟是爱维持和平的人，他所期望的改革只限于内部的改革。
马丁路德则是视整个中世纪的神学及其宣传者的能力与神的启示之间的平衡全部报废了，尤其是赎罪卷的问题，更是大力抨击。
当时的人们认为天国的钥匙在教会手里，一个人进入天堂前要先洗清生前所犯的一切罪行。他们最怕的是死后在炼狱中的刑罚，因此他们相信只要用赎罪券就可以上天堂，一张赎罪卷能缩短死后在炼狱中的刑罚。而赎罪劵可以在教堂里购买，因此当时的教堂和牧师都很有钱。马丁路德发现这样的说法与作法完全不能见容于圣经与理性。赎罪券的买卖鼓励了处于罪恶中的人，不去思想基督，不去祈求上帝的饶恕。
加尔文教派主张发财致富，支持商业和高利贷，崇尚节俭、主张克制欲望，鼓励积累资金，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为了灵魂的得救。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一书，不仅是名著，而且是名著中的名著，它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历史，进而也影响了整个人类历史——积累财富是合理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条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基础。
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已经走向了人的一生是为了积累财富而活，一个人的价值与他个人财富积累等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他的财富有关，富豪榜上的人全部都是“英雄”、“传奇”以及年轻人学习的典范。
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像马克思说的一样：资本从诞生之日就透着肮脏。
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家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资本家对财富的追求是疯狂并且不计后果的，圣奥古斯丁说“没有慈悲，信仰可以存在，却毫无意义。”
资本家做慈善的那点小恩小惠是为了批上伪善的白袍，他们不仅要利了，还要权力和名望。
然而他们终究还是凡人，虽然这一点他们早就已经忘了，一个人并非无所不能的，不能又是建筑师、又是医生、又是小提琴手。
但他觉得自己非常聪明，这些全部都可以胜任，如果别人比他优秀不是他的问题，他头一个做的就是把对方打压下去，因为只有他可以当“赢家”。
专家的意见他不听，非要一意孤行。
如果这种人掌权，几乎可以预见结果，他藐视普通人的权力，包括生存权。
如果后天那部电影里的总统没有听杰克的意见，不让美国人撤离，那么死亡的人就更多了。
在他的眼里钱比人命重要，人没了可以再生，钱没了，怎么办？
没钱了他觉得羞耻侮辱，只要有钱，被人怎么骂他都觉得无所谓，那不过是“失败者”、“柠檬精”嫉妒心作祟的抱怨而已，他完全意识不到自己需要忏悔。
新教徒对罪的感知力很低，但他们好歹知道崇尚节俭、主张克制欲望。
消费主义则连最后的崇尚节俭和克制欲望都扔了，每天都像在过狂欢节一样，把今天的、明天的都用光，后天怎么办根本不去想，给子孙留下些什么也不去想。
有的时候人类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却不自觉得按照这个标准行事。
伊拉斯谟曾经受邀在剑桥大学作讲座教授，他曾用拉丁文写下这样一句名言：
Vellem eam mihi liberatem fata sinerent natura quant contulit.
我希望命运准许我拥有同等程度的自由，就像自然赋予我的那样。
什么样的人应该被淘汰呢？一个脑力弱的人，可能擅长协调群体关系；一个社交能力弱的人，可能创造出博弈论这样的数学理论。
在多元环境中，衡量的标准也是丰富的，但是没钱就看不起病，则让穷人被“自然淘汰”了。
比如一个作家，他不想写太世俗的文学作品，而一个资本运作者，却奔着盈利的目的让他写符合大众需求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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