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5月8日，也就是巴黎公社运动最后的一天，《公报》刊载的杂闻非常有意思。
同年4月26日，在慕尼黑剧院发生了一起反映反对巴伐利亚主教和政府斗争的事件，这天剧院里上演克莱斯特《打碎的水罐》，誓言马尔泰夫人的女演员正好演到过场处，正好剧情里说在打碎的水罐上画着一个皇帝和一个主教，于是女演员指着主教说：“现在，这个人的脑袋到哪里去了呢？”
现场观众哄堂大笑，还夹杂着喝彩声和鼓掌声，国王也在看这场演出，对观众的反应付之以意味深长的微笑，并且在皇家包厢内一直看到剧中。
当时的巴伐利亚国王正好是路德维西二世。
那时的巴伐利亚据报纸上说也不太平，由于普法战争爆发，驻扎在罗马的法国军队撤回国内，意大利国王不再顾及法国的威胁，意图将教皇国吞并。
意大利国王先向罗马教皇送去密信，并提出了一个可以保全教廷脸面的解决方案：意大利军队以保护教皇的名义和平进驻罗马，但是这个提议被庇护九世拒绝了。
法国皇帝没时间来救，那么德国皇帝愿不愿意救呢？
德国虽然是新教的发源地，并且信仰无神论和科学的人很多，但是当时执政的哈布斯堡家族还是天主教徒。
君权神授和加冕典礼在神圣罗马帝国其实并不那么看重，查理四世甚至废除了教皇选皇帝的权力，选帝侯选出了新的国王后，加冕典礼只需要由任何一个碰巧是教皇的人来进行就可以了。
教皇国以一支为数甚微的军队抵抗。一是制造事实，教皇国是被意大利武力入侵，而非和平接管，二是拖延时间，然而最终德国皇帝没有去救罗马教廷，罗马城被攻破后，教皇退到了梵蒂冈，意大利王国的首都也从佛罗伦萨迁到了罗马，庇护九世也因此成了最后一位世俗教皇。
法国大革命时，正是因为路易十六拒绝签署驱逐拒绝宣誓脱离罗马教廷的教士更加激怒了民众。
巴伐利亚主教当然是希望德国皇帝出兵去救罗马教皇，可是看剧场里当时的观众们的态度就知道那是不可能了。
如果我不曾见过阳光，我本可以容忍黑暗。
黑暗的中世纪罪魁祸首是垄断教育的教会，接受了全民普及教育，日益强大、有辨识能力的德国人已经不信教会所宣扬的那些“奇迹”了。
然而信仰的力量不是世俗所能理解的，只有利益关系而已，当时的德国天主教徒还是愿意代替法国人“保护教皇”，多林格的议事司铎却反对大多数教民的决议，教民们就把这位司铎的教籍给开除了。
路德维西二世给这位司铎寄去了一笔亲笔信，表示他对着对此感到遗憾。
600年的时间，曾经登高一呼，就组织了十字军东征的罗马教廷变得没人理会了，有信仰反而成了愚昧的标志，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黑死病只是让一部分人动摇了，当平民处于饥饿和疾病折磨时，教会还是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发放粮食给灾民，教士们冒着生命危险照顾病人。
科学在破除了迷信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问题，科学好像无所不能，它带来喷气机、空调、抽水马桶、化肥、电影，但没有一个公式可以帮助一个痛苦绝望的人重新快乐起来，谁做老师布置的数学、物理、化学作业能哈哈大笑？考试就像是节日一样值得期待？
死亡诗社的电影里说过这么一句：当你一位知道某件事时，必须以不同角度去看它。
知道征服者黄钻的人仅有极少数，哈布斯堡、洛林家族的“着魔”史也只存在于野史之中，但倘若有心者去追寻，就可以在那些君主们的画像上找到它曾经存在的痕迹。
那颗妖异而美丽的黄钻颜色宛如蜂蜜，甜蜜而致命，战神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死后，这颗黄钻就落入了他昔日家族的罗威尔家族手中，此时家族的人已经死光了，财富却依旧留有很多，由于当时的交通闭塞，信息流通不发达，鲁道夫二世不知道那颗厄运之钻已经被罗威尔家最后的一个女继承人维多利亚带到了美第奇家族。
有人将一块成色和那颗黄钻差不多的托帕石献给了他。托帕石中最珍贵的成色是西班牙出产的一种浅黄色的雪利酒色，这种石头也被称为“帝王之石”，相传17世纪葡萄牙王冠上，曾被误认为最大的钻石就是一块无色的托帕石。
这么看鲁道夫二世好像很好骗，鲁道夫二世是个慷慨的资助者，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猎巫运动、宗教改革时期，他成长在西班牙宫廷，但对新教和犹太教和犹太教都很宽容。当教皇拍来使节，反对宗教改革时，鲁道夫将那位使者宋了回去，引发了激烈的政治动荡，差点引起了一场内战。
他也不愿意向奥斯曼帝国妥协，失去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扩张的速度变得更快了，16世纪时已经与奥地利争夺中欧，如果德国人再让，以后还有没有基督教世界还是个问题。
还有他“可爱的”家人们，他的弟弟马蒂亚斯一直想要他的王冠，他的私生子把情妇给杀了，将其肢解，然后将那些残肢跟丢吃过的苹果核一样从窗外扔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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