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滞留在那个世界里的时候，西弗勒斯就思考过，法国人所说的第三级究竟是什么？
除去了那些华丽的辞藻和激动的情绪，所谓的第三级指的是没有豁免权的人。
封建时代的贵族与神职人员是有一定的豁免权，但却不是所有贵族和神职人员都有，那些没有资格成为国王附庸的穷贵族是没有豁免权的，他们与资产阶级、作家、农民、无套裤汉等一起组成了三级议会中的第三级。
丹宁法官的袍子肩章上写着他的法律生涯座右铭：fiat justicia et pereat mudus。意思是说“让正义实现，即使世界毁灭”。
法国人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政治自杀，这对于大多数活在体制里，虽然不像顶层那样牟利，却还算遵纪守法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这一部分人要等到大的动荡爆发时才会察觉到异常。
就像赫敏·格兰杰的牙医父母，当纯血主义者控制魔法部后失踪的人越来越多，并且气候也变得更加诡异，他们也知道有事发生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当你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时，你愿意将自己的统治权让出来么？
如果财产和律师可以让自己享受特权，那么也会有人不遗余力得保护这种特权。一个游戏之所以玩得下去是所有人认同这个规则，当不认同这个规则人越来越多了，游戏就很难玩下去了。
西弗勒斯将《独立宣言》的草稿捐给了黎塞留图书馆，他就换取了一部分特权，比如在图书馆里举行餐会什么的，否则馆长凭什么要求他要把个人收藏捐献出来？
法国也是个认可私有权的国家，《拿破仑法典》里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制出让其所有权，但是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时不在此限。
那个买了英国货，后来被收缴并且销毁的苦主肯定觉得很不服气，“我买东西当然要买价廉物美的，这是市场经济决定的，其他人凭什么谴责我”？
这个可以问法官，他可以作出公正的判决。
大家一起抵制英国货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换而言之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是在打贸易战，当个人欲望与社会法则出现冲突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原本这个事是男人去处理的，但买东西这件事女人也牵扯其中，尤其19世纪工业革命的主要商品是布料，棉花和蔗糖又与奴隶制扯上了关系，想买便宜又好的布就需要奴隶制，这样才能压榨出更多的利润。你不能一边喊着反对奴隶制，一边买那些沾了血的商品。
新的问题出现了，工人的工资只有那么点，如果花更多钱买非奴隶制的货物，那么他自己的可支配财富就少了，在那个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还存在童工的时代让老板加薪？
资本家为了实现自己的财富积累，一不向国家交税，二不向工人支付应有报酬，美国人把权力交给了他们，司法在他们手里变成了“收银机”。在不断消灭底层民众的同时，又不断从别的国家吸走新鲜的血液，以维持那部越来越***化的国家机器继续运转。
就像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津巴多所做的监狱实验，参与实验的实验对象全部都是大学生，只是通过随机方式选了狱警和囚犯，这个实验只进行了5天，平常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在穿上狱警的制服后就变得专横跋扈，而平常个性尖锐火爆的学生在进入囚犯的角色后反而消极屈服，直到津巴多的女朋友出现，才“刺穿”了这些深陷角色扮演无法自拔的人，“典狱长”才叫停了实验。
“进入了角色”的人是分辨不清是非的，这也是邪教对受害者进行精神控制的方式，由于长期的精神奴役让各种可悲的偏见趁虚而入，人们似乎相信他们只有权做法律允许他们做的事。
60年代的工薪阶层会让孩子身上带上足够的钱，避免警察以流浪罪将他们逮捕，当时的警察可以逮捕他们看起来贫穷的人。
美国的公立学校不会教学生们《独立宣言》的不合理之处，也不会有人告诉他们，遇到暴君和暴政他们可以选择不再效忠。
他们只能通过消极的方式抵抗，不参与投票，总统从50%参选的选民中，获得了52%的选票，那也只能代表25%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剩下的75%公民的意志就这样“消失了”。
失败者没有发言权，舆论掌握在“胜利者”的手里。按照正常的逻辑，其他外来者看到了这些现象该揭发出来，避免别人也上当。
但他们可以看到成为“胜利者”后，通过这个制度自己也可以获得同样多的好处，他们想要的是融入这个阶层，自己也获得种种特权，收割世界财富的同时又得到“救世主”、“解放者”之类的好名声。
“囚徒困境”的存在基理是背叛是合理的，小孩子不那么觉得，赫敏给每个da成员签署了一份协议，谁告密谁就会和玛丽埃塔·艾克莫一样脸上长“告密者”的痘。
伦敦塔有个叫“叛徒之门”，叛徒都是要执行死刑的。
美国司法部门却说服那些涉及《反海外腐败案》的人们与他们做司法交易不仅获取减刑，还有钱拿，在这些检察官看来还有什么比减刑更有诱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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