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恋爱的角度去看，被爱人时刻关注的感觉是甜蜜的。
然而换成正常人的角度，被人监视的感觉并不好。
乔治安娜发现波拿巴好像知道她的一举一动，这不是第一次了，估计也不是最后一次。
她在叹息之后继续对着镜子梳妆。
汉萨同盟曾经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沿海城市，它们经常遭到海盗的掳掠，北欧的港口城市全部都加入了汉萨同盟，普鲁士等也相继加入。
由于长期强调“只从最便宜地区采购”的原则，汉萨同盟本土的农业和手工业没有得到发展，不仅同盟解散，现在已经沦为一个个粮食出口国。
英国海军在波罗的海也需要粮食供应，炮轰哥本哈根后很多丹麦水手失去了船只，他们来到法国讨生活，同时丹麦的外交大臣也带着国书投靠了法国。
当英国试图组织自己在波罗的海贸易的时候，法国也在想积极准备，控制丹麦和重组汉萨同盟对抗英国海军和瑞典等“中立国”。
和平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不论是战争还是内部动乱都不利于商业发展，法国银行的银行家们不愿意借钱也是基于不断更迭的政权，谁知道拿破仑和他的执政府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然而那破了接连胜利还是给英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1797年时疯传法国人很快就要登陆英国了，于是议会紧急通过了《银行限制法》，停止银行券兑换黄金。
这是一场实验，想看看这么做会有什么反应。然而一切正常运转，并没有挤兑发生，紧接着一天之内就有1140名商人签署了愿意接受银行券的声明书，而那道本来该实行6个星期的限制法现在还在实施。
正常的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可就算不是纸币，如西班牙那样从新大陆输入大量的银币也会造成通货膨胀。
货币短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和战争有关的，古代的硬币含贵金属量很有时代特点，比如罗马第纳尔在奥古斯都时代含银量最高，越衰落或者是战乱频繁含银量就越低。
威廉配第在1662年的时候就将旧货币收回去，然后重铸新的货币，当时的含银量就提高了。当时正值英荷战争期间，1660年英国颁布的航海条例近一步排挤了荷兰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终于致使荷兰与法国结盟。
货币持有人可以拒收那种看起来有缺陷或成色不好的货币，谁会看到假币还闭着眼睛收呢？
旧制度的里弗根本没有规定过法定价值，它只是一种货币的种类的名称，并不代表多少里苏和埃居，这种关系完全是随意定的，可以改动，实际上也在改动，不像英镑和先令那么规定死了，一会儿“强”一会儿“弱”，一会儿一个里弗和等重的黄金一致，一会儿只有八分之七，这次拿破仑重铸法郎就有这个意思，让法郎的计算价值和实际使用价值完全相符。
西班牙其实也缺钱，因为缺钱不止在经过教皇许可下卖了教产，还把大型公共仪式用的礼仪用品也卖了。
问题是不论是哪个国家发行的硬通货，持币人都能和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似的，将金币放在罐子里，挖个坑，埋起来，等过个千百年后挖出来，反正它又不会和纸币一样那么容易生潮腐坏。
这样别说通货膨胀了，能不通货紧缩都算运气不错，今晚的宴客名单上有个叫阿瑟·扬的农学家，他是英国农业局的局长，提倡马拉犁，去年乔治安娜引进了荷兰的挽马在法国耕作，他想过来交换一下意见。
法国农民对马拉犁的兴趣远不如收割机和脱粒机，相比起耕种机器化，他们更喜欢收割机。
但阿瑟扬不仅是农业革命的先驱，还是个农业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反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客人。
法国银行家们可喜欢有土地抵押的贷款了，但是也因此出现了一种名为“黑伙”（the black bands）的投机客，他们专门收购大型农场，然后将其分割成小块出售，农民则尽可能得用抵押贷款的方式购买更多的土地，也就是利昂库尔走访时发现的大农场开始瓦解的情况。
因为农民的积蓄都被用来购买土地，而不是用于推进农业现代化或者是改良土壤，因此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他们有部分人的土地根本没有休耕，这些区域主要集中在日内瓦和勃艮第，以及法国东北部与比利时交界的地方。
日内瓦农耕区本身就是和放牧区重叠的，乔治安娜去过，山区很难开辟出一块地，女人背着孩子上山看管牛群，男人在山下种地。
波尔多地区则是平原种植葡萄，葡萄酒是法国除了纺织业之外第二大的产业，但就和小麦已经成为投机的商品一样，许多种植葡萄酒的果农也是投机者。
好年份就像是一场赌博，光照、降雨和发酵时的天气都是随机的。偶尔的发财会抵消一切痛苦，让他们可以重新开始，很少有小农靠自己种植的葡萄过上好日子，但他们却是受优待的高档品牌所有者。
将布列塔尼的苹果酒扶持起来，他们不会感到任何快乐，可是苹果酒要成气候与之竞争，不是两三年内就能立竿见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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