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治安娜之前马车里看到的漫画中，马嘎尔尼是单膝向“鞑靼皇帝”下跪的，其他使节则仿佛被血淋淋的刀威胁着五体投地。
然而在清政府的记录上，马嘎尔尼却行的是三拜九叩的大礼，也就是说他双膝跪下去了九次。
其实乾隆在这一方面还是足够大度的，到了他儿子嘉庆时期，随着帝国权威衰落，下跪才成了更加急需的礼节。
按照天朝的规矩，各国来天朝服务的外国人必须做官，比如遣唐使晁衡，他的日语名字叫阿倍仲麻吕，像英国人提出的单独派一个人在首都居住，还不遵守天朝规矩是不可能的。
在王致诚之前还有一个意大利画家，他真的是意大利米兰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后改名郎世宁，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也曾经参加过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原本王致诚是要接郎世宁的班的，但是他被累死了，在1768年12月死于北京，尸骨也埋在了那个地方。
宫廷画师不只是给皇帝和后妃，还要给王公大臣们绘肖像画，在随架前往热河的这一段时间里，除了皇帝的兄弟、嫔妃、几位宗室王公和公主，还有几位王爷和宠臣也找他画。
画也就罢了，关键是要改，要去掉客人不喜欢的内容，添上他们喜欢的内容，今天我觉得骑马投枪的姿势威武，明天我觉得有必要对骑士的姿势进行修改。王致诚当时正在发烧感冒，每天进宫、听顾客提要求，从早干到晚，后来还拉起了肚子，半条命都没了。乾隆看他那么辛苦，于是赏了他蓝色的顶戴，被王致诚谢绝了。
作为宫廷画家可以利用这一特殊身份与皇帝接近，对教会在华传教事业给予保护，王致诚那么尽心尽力为王公们作画，也能带来不少便利，比如王致诚就曾经为葡萄牙人驱离澳门法国人一事向一位王爷求助。
然而，命要紧呐，不做宫廷画师他一样可以作画，但工作量他可以自己控制，即便是这样他还是66岁就积劳成疾而死了。
关于刚才约翰·布朗所说的“叫魂案”，法国人也有耳闻，不过他们听说的是另一个版本。
在直隶通往蒙古的荒原上流行着一个邪教，号称普光老母能告知人间祸福，并且相信世界末日降临和“千禧年”，入教后要吃斋守戒，信徒还要购买“金丹蜜酒”当药。
他们和白莲教没有关系，却要咏唱“九莲赞”，后来他们听说了剪辫妖党的事，就要求信徒们花钱消灾。
每逢改朝换代或者是天灾，就是这些邪教收信徒的好时机，当教徒们在保安城发传单的时候被官府差役拘捕，接着官府顺藤摸瓜抓住了这些妖言惑众之人。
保安邪教党徒将剪辫当成了末日来临的征兆，弘历没有判为首几人斩立决，而是凌迟处死。
死不怕，凌迟怕不怕？为了能死个痛快，保安邪教的首领供出了一个人来，此人法号海印，俗姓任，家住郑州附近，15岁在当地剃度出家，拜性元和尚为师，师傅死后他成了游方和尚。
这个供词可和“苏州的朱石匠”、“算命先生张四儒”不同，当时负责审理的阿思哈顺着这个线索调查下去，发现居然都能一一证实。再继续调查下去，发现这个和尚和广东的“添弟会”有关系。
郑州距离北少林不远，传说康熙皇帝曾征调福建泉州的南少林高手为军官，参加远征XZ，凯旋后却有人诬告这些高手意图谋反，于是朝廷派八旗兵火烧南少林，只有5个少林俗家弟子幸免于难。
自此以后他们和清庭不共戴天，尊郑成功为开山鼻祖。
这些都是传说，可添弟会参与了反清复明却是真的，更何况其中可能还牵扯了北少林，这种开了山门的大派可不是游方僧人，很容易找到，问题是官差就这么凭道听途说就去抓人？
隔着老远传教士们就闻到了血腥味，汤若望其实也差点死了，因为他曾经帮助明军，万幸的是北京发生了一次地震，它改变了汤若望的命运，从斩首改为流放，其余跟他一样罪名的东方人则被凌迟和斩首，而他原本的流放也在执行时改成了软禁，其余的外国人则被送到广州遣送回国，但这些人很快就能在广州自由活动了。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即便使节团来华不久之前，满清曾和尼泊尔人打过仗，而英国人站在了尼泊尔人那边，有很多大臣将英国人当成敌人，乾隆也没有不高兴，毕竟英国使节是不远万里来的。
至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和谈判的事则被回绝了，自明朝执行海禁开始，浙江就是不对外开放的。
因为倭寇的问题，日本并不在明朝的朝贡体系里，如果日本要和大明进行贸易只有走私一条路。
当时的日本处于所谓的“战国时代”，并没有统一的中央权威，各个地方大名都与走私团伙有关系。
到了满清，清政府重新和日本建交，这时日本已经有德川幕府了，权贵们对丝绸的需求量很大，本国都不够用，哪里还有丝绸出口呢？于是有了丝绸出口定限，并且只有日本才有绸缎出口。
布朗先生的怀表，应该是要送给和硕仪亲王，十一阿哥爱新觉罗·永瑆的，他是嘉庆皇帝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被赐军机处行走、内庭行走，圆明园虽然可以举行朝会，处理政事，但它也可以算是皇帝的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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