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赞其实颇有政绩，他在张掖当知县的时候建立贡院，又在废弃书院的基础上修建了甘泉书院，一时文教蔚然成风。
平定准葛尔的时候他随军协理军需，平凉闹盗匪的时候他曾率人趁夜出击。黄河携带的泥沙冲积成宁夏平原，地形平坦、适用农业，同时也由于淤沙严重，必须清淘，王廷赞从受命开始就尽心尽力。
如果他没有犯糊涂，那么他可能有远大前程。
如果功过相抵，他也可以在赔了“议罪银”后留着官职，继续“戴罪立功”。
但他一次又一次得缴纳“议罪银”，指望这么做能让乾隆息怒，结果弄巧成拙，他交得越多，乾隆越愤怒，
还有到了他坦白罪行的时候，他也狡辩，并且还偷偷转移资产，其中有一笔转移到了京城前门大街的一个帽子铺里，这家店的老板和王廷赞开的帽子店有生意往来。
有一天来了个客人，将一个衣褡交给了老板，老板接过后发现它很重，不过当时没起疑，还是代为保管了。没多久就听说了甘肃捐监案，他疑心之下，将衣褡打开，发现里面全是金条。
老板害怕受到牵连，连忙带着金条报官了，这下王廷赞转移财产证据确凿，但却不承认这笔钱是从捐监案冒赈得来的，而是他经商所得。
处理叫魂案的时候，当时江苏巡抚彰宝手里有两淮盐引案和叫魂案，他以为用盐引案能转移视线，不用去抓不知道躲哪儿的妖党。
可是乾隆完全不感兴趣，他要的是“结果”，彰宝索性写了个折子，恳求乾隆责罚，他的失职导致了属下玩忽职守，而他本人也多少染上了官场积习，他请求让吏部弹劾和处理自己。
倘若王廷赞像彰宝那样“认错”，加上和珅美言，他是有可能逃脱的。可是他不敢赌，另一个“局外人”，甘肃按察使福宁却说他担心自己如实上报了这件事，以后很难在甘肃官场混下去，所以即便他知道一些事，也不敢报告，甘愿领失察渎职之罪，并且他供述，王亶望是始作俑者，而不是王亶望说的是下属所为。
福宁是按察使，一经手捐监赈灾的具体业务，二来别的官员做事防着他，所以他所知有限，要想知道更多，只能去查王亶望任期内的原始账簿。
能让人看的“明账”都是被精心伪装过的，查案高手袁守侗也看不出破绽，回京后还和乾隆禀报，所有的账目都没有问题。
后来李侍尧去查，看完账本后发现一个巧合，凡是捐监多的地方必有干旱，赈灾也开销多，而捐监少的地方少有灾赈，捐生的多少和各县灾情重合。
做帐的人忽略了，当然，光凭这一点还不够，李侍尧派人去实地调查，哪个地方有没有受灾不能靠报灾单，老百姓不会指着天上的乌云说那是需要后羿射日的大晴天。
调查后，灾情十之八九是假的，这些钱都进了官员的口袋，但每个人分了多少呢？
1000两以上就是斩立决了，这关系到量刑，但要把这个问题查得一清二楚无比困难，不仅是因为甘肃官员形成了攻守同盟，还有因为历年赈灾有轻有重，户口以少报多的情况，一个孩子和一个成年人的食量不一样的，成年男性被称为“大口”，他们越多，吃得越多，赈灾发放得也就越多，而这些人越多意味着要编很多理由。
比如准葛尔之战后回乡的民夫，修大坝、清淘黄河的，修路的，否则他们为什么要跑到甘肃去？
打破这个僵局的是皋兰县户房的一个书吏，皋兰县是甘肃人口大县，也是布政使治所所在地，同时也是捐监最厉害、赈灾最厉害的地区。
书吏手里有一部“暗帐”，记录的是散赈实际放的数目，只要把明暗账一对比，就知道冒赈多少了。
它本来该烧了，不过烧到一半被查案的官吏截获了，而书吏留着这个证据，也是为了有天如果上司把罪责全部推给他，他可以拿着这个账本为自己保命。
乾隆四十三年夏天，黄河在河南仪封决口，袁守侗和两江总督高晋一起派往河南处理复堵决口工程，他担心乾隆不明白自己的意图，还将工程的概况绘成图上奏，据“谙达”的说法，皇帝当时看着那图纸非常满意。
如果不出意外，袁守侗能成为一代能臣，可惜他在乾隆四十八年就死了，死在了直隶总督的任上。
后来他的职务由刘墉暂代，直至山东贪腐案结案，再没有别的官员和国泰般秘密买庄园田产为止。
于是举人给小郡王请了徐扬内供奉作老师，还让他没事抄佛经，以后见着活佛也可以和他谈经论道。
至于质郡王永瑢，他已经被过继了，也就是说他失去了帝位的继承权，“正大光明匾”后面遗诏上的继承人应该不是他吧。
虽然京里不少人都在猜测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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