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1711年，国王给了孤儿院一项特权，它将划归到新普鲁士储君的掌管之下，而这位新储君就是未来的腓特烈一世。
这位不知疲倦的“军事之王”推动着哈勒教育体系的不断扩张，并且还用虔信派教徒来管理新建立的波茨坦军事孤儿院和柏林候补军官学校。孩子的父亲在战场上战死，成为孤儿他就要被送到军事孤儿院，接受军官的培养，合格后进入柏林候补军官学校，毕业后又成为军官。
甚至连想加入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公职体系都必须进入哈勒大学接受两个学期的教育和培训，到了腓特烈二世接手的时候，不仅仅是公务员，连牧师、军官也要接受哈勒模式的学校教育了。
普鲁士军队中还有战地牧师，他们和随军的牧师不同，随军牧师是听士兵忏悔和祷告的，战地牧师从正统教控制的民用教堂里分离出来，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是“非雇用”的，士兵们常把他们称为“外国佬”。
孤儿院的委托代理人将分支机构开到各处，高耸的假发、华丽的服饰都是路易十四时代的特征，它们统统被丢进旧时代，虔信派积极赞颂谦逊、质朴和自律之美。普鲁士的逃兵率很低，军队纪律严明，这都和虔信派严格的道德标准和严肃端正的职业观有关，这些品质可以帮助军官们持强凌弱的形象，树立一个严谨自律、恪尽职守的军官形象，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典型的“普鲁士人的形象”。
腓特烈二世年轻时就接受这种教育，他本人是喜欢吹奏长笛和法国文学的，他对虔信派非常反感，尽管这个教派曾受他父亲保护，这位新的君王更倾向用启蒙派的大臣来管理宗教事务。
也正是因为失去了国王的支持，哈勒大学被启蒙理性主义占据，参加哈勒孤儿院综合体的人数越来越少，相应的孤儿院活动捐款人也在递减，教派变得入不付出，并且主要收入还是靠的药品邮购贸易。
大主教不想再对这个话题多说下去，他带着乔治安娜离开了圣路茂狄主教座堂，去往另一个地方。
他们是步行着去的，虽然没有拿任何宗教仪式的用具，沿途的路人还是停了下来，在路边站着。
乔治安娜与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眼神不期而遇。
那位母亲有一张苍老的面容，看着干瘪，毫无吸引力，而她的儿子大概有一个霍格沃茨新生那么高，他嘟着嘴，无聊得盯着前方，等着这支游行的队伍走开。
她恍惚得转过头，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机械似的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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