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辽东半岛南段这时已经杳无人烟，满鞑子骑兵大军过去最擅长的那种无后方作战模式，即依靠抢掠补给粮草的模式，也没法在这里施展。
除了几个驻扎着军队的坚城之外，崇祯十三年的辽东半岛上面，真可谓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连个人影子都没有，你能去抢谁呢，又能抢来什么呢？
这样一来，满鞑子数万大军南下作战所需要的海量粮草军需，就只能从辽沈腹地的盛京后方输送，他们的作战半径和作战时间，也就自然而然地受到粮草和粮道的限制。
眼下，不仅多尔衮已经清晰无比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也相信，经此一战之后，黄台吉也会认识到这一点的。
另一个客观的原因，是多尔衮的大军没有水师，而且不仅多尔衮的大军没有水师，眼下整个大清国在辽东湾内都没有水师。
这就使得他们，不仅无法再现崇祯六年水陆并进攻陷旅顺口时的情况，而且还随时随地受到了金海镇水师的威胁。
金海镇的水师可以随时通过海路，袭击他们大军的粮道和后方，这是多尔衮从未遇到的一个新情况。
而这个新情况的出现，多尔衮同样相信，以黄台吉的智慧不会想不通，只要他把情况如实呈报上去，黄台吉一定能够理解他前期的战略部署。
其实，这也是他当时眼见大军攻坚遇阻，然后决意班师撤军的底气之所在。
这之后，一切都在照着他的设想进行，唯一让他意外的是，饶余郡王阿巴泰遭遇伏击之后的失踪以及大批重炮和后路人马的全军覆没。
如果算上进兵之初与撤军之前在骆驼山和西屏山一带损失的人马，整场战事，从进军到撤军，累计下来竟然损失了差不多三十五个牛录的满蒙牛录与汉军牛录，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而这，也是最让多尔衮感到无法接受，同时感到后怕并心生恐惧的事情。
大清国可不像大明朝那样国土辽阔，那样地大物博，那样人口众多，它可经不起几次这样数量的损失。
但是，对于这一点，多尔衮相信自己能够说得清楚原因。
前期对骆驼山和西屏山的进攻，是饶余郡王阿巴泰作为先头部队自己发起的，那次造成的重大伤亡，只能记在阿巴泰的头上。
至于撤军途中的损失，多尔衮更是打算将责任全部推到饶余郡王阿巴泰的身上，反正阿巴泰已经“失踪”，完全是“死无对证”。
再者说了，多尔衮安排饶余郡王阿巴泰率军断后，并掩护行动迟缓的重炮队伍撤退，这件事本身也没什么可说的，完全算得上是正常的安排了。
毕竟多尔衮叫阿巴泰掩护撤退的重炮队伍里面，就包含有正蓝旗自己旗下汉军的重炮牛录。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把孔有德的重炮队伍，归并进去一同行动，也算是一事不烦二主的正常安排。
至于最后他们在阿巴泰的率队护送之下遭遇伏击全军覆没，这当然是饶余郡王阿巴泰的主要责任了。
在多尔衮看来，黄台吉是一定会借机问责自己的，但是只要自己占了理，主要责任让下落不明的阿巴泰背了，黄台吉又能把自己怎么样呢？
特别是，一旦自己将接下来如何剿灭金海镇的方略呈上去了，那么自己可能遭受的责罚或者损失，就能进一步降到最低了。
在多尔衮看来，这一次虽然我没有剿灭金海镇，可是经过了这次的战事以后，我已经搞清楚了接下来剿灭金海镇的方略，那么你黄台吉会怎么做呢？
——在我的正白旗人马完完整整丝毫未受损失的情况下撤换我吗？
——可是除了我，还有谁能胜任征剿金海镇的前线最高统帅这个位置呢？
多尔衮既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撤回到盖州城内的第三天，左等右等不见饶余郡王阿巴泰的影子，也不见有其他从征的正蓝旗人马从南边撤回，多尔衮等人终于断定阿巴泰本人的确是凶多吉少了。
因此，就在他们撤回到盖州城的第三天午后，多尔衮派出了自己的信使队伍，快马前往位于大后方的盛京城，去向黄台吉报告前方的一切去了。
当然，多尔衮也让赶回盛京送信的信使，带去了自己对于接下来如何彻底剿灭金海镇的通盘考虑和整套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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