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商人一般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坐堂式的，另一种就是走街串巷式的。
总体来说，国家对于后者的容忍度要高一些，而且后者偶尔也会由农人家庭进行客串性质的贩卖, 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是前者，则是要正式入商籍的。
汉代要开店也得办营业执照，想要办营业执照就得另立户口册, 自此你就基本没有财产隐私了，这种叫做“市籍”的身份一旦入了，就意味着从此以后你的财产要被监控。所有收入的算法都和别的普通人不一样，单单人头税就要翻倍。
而且这东西办起来容易, 注销难。
你一旦办了“营业执照”, 想要再变成农民，那就得经过重重审核。阻挡在他们前方的还有一条猛虎——子孙不得做官。
现在还没有举孝廉，但是已经有了推举制度。而推举制度中基本中的基本就是此人出身清白, 甚至可以是地痞流氓出身, 但绝不能是商人出身。
但也不是没有挽回余地，资产足够丰的可以出资为孩子买个“郎官”，这种行为叫赀选。
赀即资, 这种制度就是卖官鬻爵的前身，不过好就好在这种制度选上来的人才能够应征的岗位是有限的, 唯有郎官。
郎官是汉代的一种类似于人才储备库一样的存在, 其主要人才来源就是父荫和赀选, 后来在汉武帝择孝廉之后, 这个储备库又多了一个人才来源。
只要入了郎官，之后的仕途和出身就没什么关系了，好好干，在天子面前混个眼熟还是能有个好未来的。
但随着大汉经济的复苏，赀选入郎官的门槛越来越高，非大富不可入也，这种大富哪儿是一代两代人的积累能够达到的呢？
这就好像和一群还没有奔小康的人说你也不是没有未来的，跟着我赶上马云不是梦一样。
国家政策摆在这里，哪怕县丞说破了嘴皮子愿意来干的人还是不多。
现在在店里头挂籍的是当地的一个老绝户，他儿子之前当了兵，没能回来，孙子前几年也折了，村民们便去找了他。
这老绝户也想得通，自己反正也祸害不了子孙了，现在替村里头来办些事等死了之后也能享受点香火情。当商人，还是这种背后有支持的商人，旁的不说，小日子那肯定是美滋滋的。
做得好还能有肉吃，活这么一辈子也不亏了。
于是他挂着名就来这儿当了店长，下头“雇佣”了几个高阳县的匠人们来给他干货，他自己就登记登记收收钱，帮着量个尺寸，眼看着生意越来越好，自觉日子也挺美。
作为夏安然第一个招商引资并且成功的合作伙伴，他大手一挥免去了店铺的租金和经营管理所得的税费，算是经济上的扶持。
这倒不是他慷他人之慨，事实上由于藩王的一应制度全都比照朝廷，在如今并不降等。
夏安然这边有六尚，负责照顾他的衣食住行和管理文件，算是机要秘书。
丞相那边有九卿，其中大司农和少府两个职权是掌管财务。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大司农掌管的是国家财政收入，一国的田税和人口税均是入此库，而少府则是管的夏安然的私人收入，即入大司农库之外所有税收进的是他的私库，可以供他随意支出。
按照制度，他可以用私库的钱去填补公库，后期汉武帝就是这么做的；却不能用公库的钱来填补私库，哪怕严格来说公库和私库其实都是他的钱，均不需要上交国家。
如此制度实则是为了保证骄奢淫逸的藩王不会真的将当地的经济折腾到崩溃，以及确保在关键遇灾时刻，藩属国能够留下基本的自救能力。
顺带一提，国家不问你征税，也就意味着即便遇上天灾人祸国家也不太会插手救助，福祸自理。非但不管，周边郡县还会暗戳戳得借此收纳流民挖藩王们的墙角。
毕竟人口就是生产力，这个时代除了几个贸易中心之外，基本没有几个城市是人口富余的。
所以，他免税免手续费的确花的是自己的钱，而不是国家的钱。
少府最近忙得脚打后脑勺，这个位置本是个清闲岗位，但随着夏安然一个又一个招商引资内外贯通的商贸往来，他渐渐从慢悠悠晃荡着走路改为了一路疾驰，脖子也却越仰越高。
这一姿态总是看的大司农暗中羡慕却也有些不是滋味，怒气值在暗中蓄积，等哪天实在忍不住了可能就要上校场干上一架了。
但又能怎么办呢？殿下摆明了是要重商，好在没有轻农的打算，现在农耕正是闲时，现在空着本就是正常的。
但是没有哪个领导会觉得你空着是正常的。
想要保住饭碗就得想想办法——大司农开始暗戳戳地酝酿想要搞事。
在高阳县人看来，夏安然简直就是大好人啊！为了感谢大好人，他们又送了一批手工艺品和禽、蛋过去，现在入了春，高阳别的没有，这东西芦苇荡里面一晃悠，一摸一个准。
夏安然笑眯眯地收下礼品，没敢把话说出来。
亏是肯定不会亏的，虽然免去了一点税，但是开在这里的店铺其本身就是在拉动本地区的人气。而且这些人住在这儿总得租房吧？总得吃饭吧？帘子那么大，总得请人搬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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