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的确是暴利，一点儿错没有，商业原本就是为了利润而存在的，如果不是为了利润，商业也就不会发达起来，一旦商业的力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经济利益和政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产生了冲突，资产阶级革命也就应运而生了。
如今的大唐，连宋代的市民阶级都还没有产生，就更别提什么资产阶级了，商业力量发达的第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代表，就是政治集团取消宵禁，允许商业自由的经营，不设市长，不设专门地点限制等等，但是出于对商业力量过度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的顾虑，苏宁暂时没有考虑商业改革的问题，先拿西突厥作为试点，然后再看情况。
所以新生的纵横司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西突厥的事务上，同时也因为纵横司的全盘接手使得朝堂上没有了往日的争吵与喧嚣，李二陛下就此感觉纵横司的存在和苏宁所谓的分工做事是挺不错的，也就此赋予了纵横司更大的权力——全面负责对西突厥的各项工作，遇事可由郎中与员外郎共商决定，不必事事上报皇帝。
这货难得的分出了一部分权力给别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等到百家复兴之时，就可以借助更多的专家力量获取更多的权力，大力分权，百家复兴所带来的好处也就一目了然了，纵横司的存在也就更有必要，更显先进。
西突厥那块根本没有开化的野蛮之地实际上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但是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还是有的，所谓的经济价值也就是大片水草丰美的草原，可以为大唐提供大量的战马，增加大唐的骑兵力量，能否对游牧民族产生军事上的优势，主要就看骑兵，骑兵强悍，则可以把游牧民族按在地上打，若是骑兵衰弱，只能被游牧民族按在地上打，这就是大唐和大宋带来的经验。
这是火药武器尚未完善之前的情况，但是现阶段，要让苏宁弄出一般的火药那是不难的，很好弄，但是那种低层次威力实在是难以应用到军事上，或许用来开山破石增加修筑道路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可是要用到军事上，仅仅这样是不够的，用在战场上肯定是给人家骑兵送人头，连弓箭和投石机都不如。
这一点苏宁完全没有经验，神机上也查不到，看来只能看造化了，要是可以就此激发人们的发明力量，那就好了，毕竟高级火药也是人们一步步发明出来的，一步登天，总是需要些机遇，苏宁的机遇已经很多了，要想再多一些，也有些不现实。
至于战略价值，那就是西突厥对于西域各国的控制，自从东汉末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就减弱了，东汉覆灭，一直到西晋末年，这种控制只是表面上，再也回不到班超时代，以至于当数十年后大唐的力量重新向西域进发的时候，面临的是和几百年前完全不相同的西域。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另一个世界的大唐在经略西域的时候因为对西域不够了解，思想停留在汉代，所以吃了不少苦头，更在恒罗斯之战中失败，失去了渗透中亚的机遇，同样还有一头高原贪狼吐蕃在虎视眈眈富饶的西域，所以为了多会西域的控制权，掌握整个丝绸之路，与西方通商，打开大唐人的视野，促进整个大唐的发展，那就一定需要掌握住西突厥，借助西突厥的视野，立于不败之地。
苏宁兴致勃勃的把关于纵横司此举的意图完全告诉了杜如晦，杜如晦看着苏宁的眼光就愈加的满意和惊异，为此，他是这样看待苏宁的。
不说别的，苏宁的这份眼光和长远的视角，已经足以弥补他在军事能力上的不足，杜如晦认为，苏宁虽然在军事能力上尚有所欠缺，但是他自幼就没有受过儒家教育，他的思想完全具备了侵略性和进取性，和大唐的很多决策人物不同，苏宁并不迂腐，并不在意虚名，更在意实实在在好处，而且是相对于整个大唐，绝非他一人或者是他的好友们，他的决策出发点，是大唐，是全大唐。
他在制定国家战略上的价值，远远高于他的战场上的价值，大唐不缺悍将，不缺名将，乃至于不缺统帅，也不缺年轻一代的新秀，自从军事大学建立起来之后，军中力量就等到了很好地保证与传承，新一代的军事将领正在茁壮成长，以薛仁贵和王玄策为首的新一代将领已经崭露头角，而苏宁的军事能力和他们目前其实是旗鼓相当的，甚至于在军事上，薛仁贵等人的发展都会比苏宁还要好。
但是放在国家战略的决策问题上，苏宁拥有超乎常人的眼光和入木三分的洞察力，往往可以用常人想象不到的方式思考一个问题，从来带来截然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被之前的决策者们所忽略，但是其中一定蕴含着大量的利益，否则像苏宁这种人是不会在意的。
正如同此次西突厥的事情，旁人在意的都是西突厥能否臣服，能否向大唐朝贡，能否做到两国无战事，和平相处，获取更多的俘虏促进劳动改造，为大唐赢得发展的时间，其他的都不重要；可是苏宁不这么想，他所想的是如何通过控制西突厥获取最大的好处，乃至于通过西突厥人打下来的基业，把大唐的力量向已经失去了数百年的西域各国延伸，乃至于更西边，过去的大食和大秦国所在的地方，那些地方都只在书本中才有所记载，我们甚至完全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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