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角度来说，关西正在进行的浩大而又敏感的改革，也就是整编西军与度田授田等事，是不大可能出现什么大的阻碍与困难的。
因为诚如很多有识之士想的那般，此时此刻，有利条件太多了……金军数次扫荡后造成的关中内部残破，大胜之后赵宋皇朝与天子的威望重立，以及那位坐镇长安的天子此时对武力的绝对把持与对改革的绝对决心，几乎从各个角度确保了这种放在平常时难以想象、且深入骨髓的改革顺利进行。
这是非常时期、非常情境下的特殊红利，就好像每次开国之初定下制度总会显得很容易一样，也有点像是大灾大厄之年为了救命做出的特殊举措总是挺轻易一般。
不过，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尧山之后，赵玖终于解决了最根本的生死存亡困境，让国家步入正常化，也起了做事的心思，但以他穿越者的‘高屋建瓴’视角来看，将来的道路注定道阻且长，是要有足够心理准备面对很多东西的。
关中这里没问题，不代表其他地区就也能没问题；眼下没有问题，不代表将来没有问题。不能把一时的战争红利作为常态，而是要趁机建立起应对常态困难的政治机制。
至于政治嘛，一旦说到这个词汇，首先也是必然的，就是人事问题……赵玖不敢去指望天下人民皆尧舜，就只好去要求政令畅通无阻了，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宰执的人选便是重中之重。
吕好问提拔为公相，汪伯彦殉国，许景衡已经应许请辞，这意味着按照之前几年的政治传统，都省空出了一正一副两个宰执位置，枢密院正位也空了出来。
四个位子空出三个，似乎是挺多的，但考虑到下面一堆本就是半步宰执的使相，所谓关西宇文虚中、东南吕颐浩、荆襄刘汲，外加离开朝廷两年但在朝中依然有着深厚实力的前公相李纲李伯纪，以及李伯纪派系在朝中目前实际领袖御史中丞李光，还有赵玖心腹班底中的巴蜀张浚、陕北胡寅、枢密院都承旨刘子羽等人……似乎每个人都有希望，妥妥的僧多粥少。
不仅如此，考虑此时许景衡回到河南正处置军屯授田事宜，准备辞职的事情尚未为人所知，所有人眼里便只有两个位子，那这个竞争就更加激烈了。
不过，似乎正是得益于此，赵玖明显能感觉到许多相关人员的活跃，继而带动了整个官僚系统在活跃。
张浚身为巴蜀五路转运使，却亲自请往秦凤路都督处置相关度田事宜。
针对洞庭湖钟相与五岭一带叛乱的平叛事宜被安排到秋后，然而刘汲却已经迫不及待的提出了相关的进剿路线与后勤安排。
吕颐浩更是直接，这些日子，他的奏疏往东京、长安根本就是传递不停，这位东南使相先后提出要精兵、要助学、要简政……比如趁着大胜，将御营兵马中部分战力不佳的部队与将领给撵出去；还比如要大面积整饬三舍法（太学、州学、县学制度），将相关升学考试与学生待遇，还有最终殿试全面制度化；而且还要正式对靖康以来的所有官员任命进行追访与检查，对偏远地区进行官员调度流通……
甚至，他还主动提出，应该终结特殊时期的各种复杂使相制度，将制置使、镇抚使、兼领多路的转运使经略使一并裁撤，恢复旧日制度。
其咄咄逼人之势，隔着千里也能让人感受的清楚，似乎早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中枢宰执。而又因为这些事情无一不事关国家根本，更是震动朝野。
一时间，自扬州到东京，又从东京到长安，信使往来不停，无论文武，皆有所惴惴。
但是，赵玖没有让这些人久等，几乎每一份吕颐浩的奏折送到长安，他便毫不迟疑的予以批复，而且几乎每一次批复都做出了最明确无误的表态——赵官家无条件支持这些建议，而且要求东京方面予以全面的配合。
甚至，当三舍法制度化的事情与对官员进行大面积追访检查的事宜被发往都省后，在西军被大略改编为御营后军之后，秋收时分，赵玖干脆直接传旨，趁着即将到来的授田，用中旨的方式对御营大军进行了主动而又进一步的精减……御营原来就有二十多万部队，加上此番西军正式并入，并额外设立了御营骑军，却依然被划了一个只有二十万上限的总兵力限制，以至于各部皆有大面积裁撤。
其中，韩世忠所领御营左军降为三万编制；张俊御营右军降为两万五千编制；御营中军包括李彦仙部、王彦部、王德部和新纳原御营后军各部在内，居然累计只保留了五万编制；御营前军岳飞部也变成了为三万五千编制；后军吴玠部为三万编制；骑军曲端部为一万五千编制；水军张荣部为一万五千编制。
非只如此，许多将领的任命与裁撤也是直接中旨定夺，堪称毫不迟疑。
如辛氏诸兄弟，资历极深，忠心和大义上也没问题，而且也算是久随行在，算是赵玖亲信兵马，但架不住这几个兄弟水平实在太次，故此，这次只有辛彦宗一人从御营后军转为御营中军统制官，其余几兄弟一并被裁撤，然后转去地方州军任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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