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反映现实的，我就讲这一首《东门行》。另一方面，对于男女爱情的歌唱，讲一首古代民歌中最好的一首，就是《上邪》：
上邪！我愿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是一个少女抒发自己的爱情，山盟海誓，永不变心。这个“上”就是天，“邪”就是语尾音“啊”。因此，“上邪”就是“天啊”，“老天啊”，是一位少女对苍天作出爱情的盟誓。她说，“上邪！我欲与君相知”，天啊！我要与他好，相知相爱。“长命无绝衰”，这个长命不是寿命很长，而是时间很长、永远的意思，永远不会衰败，也不会断绝。这诗歌把少女对爱情的激情表现得一泻无遗，一开始就把这种感情全部倾吐出来。但是如果诗歌只写到这里就不会是千古好诗。因为这只是感情直接的呼喊，像标语口号似的：“我爱你，我永远爱你！”这没有艺术的感染力。这首诗歌最精彩的地方在下边，它一连举了大自然中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五种事情，来说明我跟你的感情永远永远好下去，永远不会完。她说“山无陵”，陵是山峰，除非山没有山峰。“江水为竭”，江水都干了；“冬雷震震”，冬季打雷一阵阵地响；“夏雨雪”，这个“雨”是名词作动词讲，夏天下雪；“天地合”，天和地合到一起；“乃敢与君绝！”除了这五种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现象发生了，我才敢跟你断绝关系。而这五种现象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绝对不会与你断绝关系。最后的“乃敢与君绝”与开始的“长命无绝衰”看似不同，实质一样，表达感情的强烈是完全一样的。这首诗歌对后代很有影响，因此被誉为“短章中的神品”。古人评价书画艺术有“三品”：一般还可以就是“能品”；比“能品”好一点的就是“妙品”；最高的是“神品”，遗其形而得其神。《上邪》这首诗就是“短章中的神品”。我在学校讲课中讲这首诗的时候，给同学们讲了这样一种体会，即任何诗歌都是社会的反映，都是社会情感的反映。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一种体会：越是想要得到的东西，就越是怕失去；而越是怕失去的，越是赌咒发誓要保住，这是一层意思。回过头来想，越是赌咒发誓要保住的东西，就越是存在失去的可能性；如果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也就不用赌咒发誓了。所以，我们从这首诗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中，女子最存在失去爱情的可能性。在封建社会中男子无所谓失去爱情，我们打开中国古代诗歌，很少看到男子对爱情赌咒发誓，都是女子在赌咒发誓。在封建社会，女子存在失去爱情的土壤，男子不高兴就可以“休”掉女子。这不是离婚。因为离婚是平等意义下的双方分手，而“休掉”是不平等地将妻子去掉，那是很不一样的。对于这样的诗歌，一方面可以看到这位少女非常可爱；另一方面，也感受到当时社会中的男女婚姻的不平等。这首诗歌的表现手法对后来有很大影响。譬如在唐代有一首词，叫做《菩萨蛮》，开始这样说“枕前发尽千般愿”，枕前发愿就不是少女，而是少妇了；“要休且待青山烂”，要想咱们的感情完了的话，这要等到青山都烂了；“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这还没算完。“白日参辰见”，白天里天上出现星星；“北斗回南面”，北斗星回到南天上去了；“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青山烂”，“黄河枯”，“秤锤浮”，“日星见”，“北斗回南面”及“三更见日头”这六种事情都发生以后，我才跟你完。这首诗明显地受到汉乐府《上邪》的影响。后来明代有首民歌说，“要分离除非是天作了地，要分离除非是官作了吏”，也反映出这类影响。
现在我们讲汉代文学的第四个方面，即汉代的文人诗。从屈原到曹操大约500年，这期间是文人创作的低潮，整个汉代留下诗人姓名的诗歌很少。汉代的文人诗歌主要是东汉时期，留下的文人诗歌一共19首，从南北朝开始人们把这19首诗歌放在一起，给它加上一个名字，叫《古诗十九首》。因此这并不是著作的名称，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其中个别有考证，但大多不可信。
我们就讲一下《古诗十九首》。它的内容比较丰富，但主旋律是“及时行乐”的思想。东汉后期，天下动乱，人们朝不保夕，人的命运变化倏忽之间，动乱一爆发，人们的命运就很惨了。因此，很多文人抒发“朝不保夕，及时行乐”这样一种思想。譬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一辈子很少活到100岁，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但古人不然。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欧阳修称自己为“醉翁”，40多岁就称自己“翁”了，所以古人寿命很短。“常怀千岁忧”总想很远很远的事情。“昼短苦夜长”白天太短了，尽情地玩，时间不够，“何不秉烛游”，晚上还要点着蜡烛继续玩，来一阵子卡拉OK。“为乐当及时”，应当及时行乐。“何能待来兹”，怎么能等未来呢。又譬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在天地间诞生，一辈子很快很快呀，就像是出一趟远门似的。“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人生这么短暂，在一起喝酒，而且要喝醇厚的酒，不喝那些差劲的薄酒。人生像出趟差一样，但出去了就不能再回来了。人生短暂，这是人类没办法逃避的一个悲哀。人生从诞生，到成长，他一步步走向哪里呢？走向死亡。人生的长河是单向性的，不可逆转的。有位老师，我后来也很同意他的观点。他说，认识到人生苦短后，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及时行乐，第二种是抓紧时间，刻苦努力，奋发有为。我们以前对后一种人生态度非常肯定，而对前一种人生态度进行批判。我自己的观点是，对前一种人生态度不能彻底批判，还应该有所保留。保留在哪里呢？你努力奋斗了，抓紧时间玩一玩，这不能完全否定，因为生命是宝贵的，珍惜生命，提高生命的质量，这不是完全坏的事情。享乐并不全是物质上的，人生的快乐不是物质上决定的。有的人吃鲍鱼不一定快乐，但吃萝卜干，抿上两口小酒，他感到特别快乐，他的快乐质量一点不低于吃鲍鱼那些人。另外，他又说“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不是金石，像说“毛主席万寿无疆”那是神话，是一种愿望，谁也不能万寿无疆。有一个观点认为人生短暂，是人生的一个悲哀；同时，人生短暂也是人生的一个机遇。正因为人生短暂，十七八岁就应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有所成就，才能感到时光紧迫。试想一想，如果每个人都活八千岁，那么现在干嘛努力学习，就玩吧，早着呢；玩到六千九百九十九岁才开始学习也不迟。现在不行，几十年的光阴，就得抓紧。“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人的肉体生命很快就会与万物同化，“物化”就是化为万物，人死了以后，就和万物合在一起；人的美好的名声——“荣名”会永远保持下去。
从中国的诗歌发展而言，《古诗十九首》主要是在形式上为中国五言诗的定型打下了基础。中国的诗歌在形式方面由短到长，由散到整齐。最早的有两言，到《诗经》主要是四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屈原则是杂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短”到“杂”，再到基本整齐，《古诗十九首》打下了这样的基础。从此以后，经过曹操的儿子曹植和后来东晋诗人陶渊明，五言诗歌成为了固定的形式。在中国诗歌中，五言诗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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